6月1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弓琳将自己的第一笔收入，税后12575元交作了党费。这件事情，不光在她的家人，在许多人看来都是惊世骇俗的。
尽管如此，弓琳在接受《南方周未》记者采访时仍说“这一举动是很私人化的事情”。其实，私人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她要向世人证明她的入党动机是纯洁的；第二，她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第三，她要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第四，不想随便把它花在什么地方或者挥霍掉，想用它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一个18岁就成了预备党员的弓琳来说，现在已经20岁的她承认：“入党可能就是从小的一个梦想。”还说：“至于信仰，以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让我诠释信仰在我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我觉得我说得可能不够完整。如果我非常自信地把它说成是我的信仰，对这个信仰可能不够公平，因为我为它做的事情太少了。我只能说这个真的是我的追求。”在对共产党的认识如此模糊的情况下，也许，这就是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真正的追求和对党的热爱？用她第一笔可观的收入做为奉献？
弓琳“不想随便把它花在什么地方或者挥霍掉，想用它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她有这样一种愿望，她的这笔钱显然用错了地方。因为，党并不需要钱。作为统治者，中国老百姓或者说纳税人那里有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财富和金钱。这些财富和金钱，足够他们再买几处别墅另养几房情妇，足够他们轮换着去周游列国，或者到澳门和拉斯维加斯下注，或者向国外转移。自己不想随便花会有人替她随便花，自己不想挥霍有人会替她挥霍。
现在再来讨论弓琳是否有钱的问题，我同意有人对她“有钱”的“判断”。但我只能说这是别人对她的讥讽。因为，此前她并没有收入，她用于交党费的钱也只是她的第一笔收入。所以，既便她有钱，那也不是自己挣的，而是爹妈和亲友给的。否则，她拿什么来上北大？
于是我想到了“责任”一词。弓琳已经20岁，按照中国的法律，她已经成年，父母已经没有义务再养活她。反过来，弓琳作为成年人，她有责任自食其力。通常，没有条件的话不得不暂时依靠父母和亲友。如果有条件的话亦然如此，这个人很难说会有责任心。在我看来，当一个人成年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自食其力不要别人养活，这是他从事其它一切活动的前提；其次，他还得担负起赡养父母乃至祖辈的义务；再次，如果生育有下一代，他还必须养育自己的子女。这些义务都是法定的，这就是一个成年人活在世上首要的责任。
如果，成年人连自己法定的责任都忘了，我绝不相信他还能做出其它高尚的事情。像河南的某位先生，将自己年迈的母亲丢在家里，自己却跑出来充当赡养老人的吹鼓手。有谁相信他的鬼话？
我们，年年学雷锋，年年学不成。何故，因为这种要求非常神经病！中国人，还有许多连自家的门前雪都不愿扫或者没有能力扫的人，您能指望他去学雷锋？中国，只需要求自己的国民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行。什么叫合格？最低标准的要求是不要触犯刑事法律而犯罪；再高一点的要求是不要触犯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政府行政处罚；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不要触犯民事法律和自己对他人的承诺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至于学雷锋吗？等到将来再说吧！假如我们把公民自食其力和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责任算是他对家庭的责任的话，这里所说的责任则是一个公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应该说，这些责任也是法定的。
说句不中听的话，一般的中国人对家庭的责任还是能够尽到的，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则远远没有尽到。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民事判决的“执行难”问题了，也不会隔三差五地“严打”了。
在我们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被要求向前跑了。当写在纸上明明白白的法律条文还得不到百姓遵守的时候，当局却要求我们按照无从参照的、虚无缥缈的道德行事。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都被视为粪土，所谓的道德规范又有多少作用？
道德规范虽然“进”了千家万户，可人们还是宁愿拥挤不排队，有路不走踩草坪，继续前进闯红灯。以德治国没有错，就是丝毫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