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裁员与社会公正问题 国内垄断性企业相继大幅裁员,其中尤以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等最为引人注目。据《了望》杂志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露,上述巨型企业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20万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表示,今年计划裁减两万名员工,作为该公司2005年前计划裁员10万人的一部分。中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李毅中说,中国即将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中国企业要加强竞争实力,尽快提高利润空间,大批裁员是免不了的。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巨型企业的上市、拆分、购并以及它们的市场化问题。现在,我们却必须面对这些国有企业“巨无霸”们带来的新问题——那些被裁减下来的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在关心他们如何解除合同、买断工龄、获得补偿的同时,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和经济转型阶段,如何才能保持社会公正?(相关报道见C1版《就业:漫长的“战争”》)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老话题。关于公正与效率问题,本就“鱼与熊掌”兼顾。但是,在现实中要做到既维持社会公正又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为了追求效率牺牲公正性,或者为了追求社会公正而放弃效率,都不是健康的、理想的政策取向。两害相权,我们往往难以取舍。
社会公正的程度似乎很难具体测算,因此,其人文科学的色彩很浓厚;但经济效率是一个涵义清晰的概念,而且容易测度。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种政策选择影响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经济效率就一定受到了损害。比如,如果裁员带来大量失业,这种以提高效率为名的做法实际上就损害了整个社会的效率,遑论公正。所以有人说,裁员不可避免,但要防止一些既得利益主体以WTO的名义进行裁员、以“国企改革必须付出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诠释裁员和以裁员偷换改革概念的做法。这种声音值得重视。
以上提到的垄断性行业,以及电力、电信、铁路等部门,其从业人员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属于高收入、高福利群体。而收入的过度倾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产品和劳务倾向于满足这些少数群体的需求,从而诱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裕阶层的高档产品生产部门。它们的存在以及在改革中的尾大不掉,不仅制约了新的主体进入市场,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现在,当生存压力增大,它们才不得不“减员增效”,但它们裁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是要把负担转移给社会,自己则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让整个社会支撑着这些特权领域的增长,那么效率就会化成泡沫。
或许这些垄断性巨型国企难以承担社会公正的使命,因为它们身处生产要素发生着重大变化与调整的转型时期,又多是海外上市公司,被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裹挟,其决策受制于多方力量的博弈。但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或结果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权益。国企资产是公共的积累,是所有参与者的积累,那些被裁减的人员虽然获得了赔偿,但我们并没有在制度根源上解决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本着“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的原则来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处理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的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纷乱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