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的笑话搞法律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殃殃大国”，不管用什么“治”，经济总是“基础”，而法律不过是“雏鸡”（未发育、爱吃进口饲料、任人宰割）。
况且，连搞法律监督的，为谋生存也大都选择了善于“搞活经济”的而淘汰了“脑袋瓜不转”的一把手。既然发展才是硬道理，法律是为经济服务的，下面这个案件的处理，应该还算得上“政治经济”，至少也能“代表”一二个什么。
这是一个银行已经不敢再给贷款的开发区，尽管有几百个亿的远景规划，命运却由“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操纵着。负债累累的政府别无选择地四处招商引资，而人民的保护神们也忙着向抱怨治安的人大代表诉说着没钱交电话费和加油的无奈。
这里绝不是“穷山恶水”却盛产“职业上访”的“刁民”，老百姓最不给当官的“面子”：“叫书记的专车来接，外加一顿鱼翅大餐，否则休想把我们弄回去！”
这里虽然也有不少很款的华侨，但就是慷慨不起来。好容易有一位答应捐款500万，却迟迟不兑现。这时，机会来了，财神爷的亲戚犯了官司：胆敢殴打执行公务的国土局工作人员和前来解决纠纷的边防武警（致一人轻伤），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提请批捕。
换成平常，这个案件根本不用开＊＊会讨论研究就大可先捕再说。但一把手的开场白解释了内情：政法委领导指示，“严打”整治斗争期间顶风作案，打伤执法人员和政法干警，要从重从快严惩不迨；人大领导指示，要注意防止干群矛盾激化，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家属正在策划大规模的集体上访；政府领导指示，要用足用好法律武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有消息说，该华侨已主动提出如果不追究刑事责任，500万立即到位；当然，这里头还要考虑上级院对不捕率的控制和案件质量复查。一句话，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完美统一”。
于是，委员们开始寻找有利于争取500万，有利于防止群体性事件，有利于维护政法机关尊严的“利益最大化”方案。讨论是激烈的，牢骚是难免的，觉悟是政治的，效果是经济的，操作是合法的：
先批捕，这是稳定！如果捐款如数到位，再不诉，这是发展！如果捐款犹豫，可转取保候审“暂缓起诉”，这是改革！如果拒不捐款，从严从重，这还是稳定！如此高度灵活性与统一性，有效地避免了遭受欺诈的风险，并留有共赢的余地。
至于加强请示和协调，建议政法委将本案犯罪嫌疑人提交“公捕”，以泄官愤（是否采纳是政法委的事）；建议人大通过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向嫌疑人家属作出解释，就说督办案件非捕不可，但不一定会起诉（可以智取但不可冲动）；建议政府侨务部门暗示该华侨只要捐款一到立即放人（否则缺乏减轻社会危害情节和悔罪表现将爱莫能助）。这是操作细节上的默契，也体现了对多重监督制约体制的充分尊重。
以上的领会、贯彻和“自由心证”是不需要也不能见诸书面的，如何完成讨论记录，如何在案件复查时解释批捕后不诉的原因，这些小问题留给搞理论研究的最合适不过。于是，“拿来主义”再次绽放光芒：
美国冲突法中的“政府利益分析”，英美法官断案的“利益衡量”，还有“诉辩交易”、“易科罚金”等等，沾上边的就可以作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学习借鉴。
当然，我们自己还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项原则，五套班子…”
法律在这里为经济全心全意地服务了一把，可笑的是，500万终究泡了汤。
我们的一把手依然经常要到财政局局长办公室去骂娘才能保障手下有口饭吃不至于接二连三地跳槽，而我抽屉里等待报销的学费和差旅费也已经超过了我两年可得的工资。也许读完了博士，我的工资可以超过1000元。也许从事如此神圣的职业，我根本就不应该想赚钱。
搞法律的落泊到这份上，都TNND是谁干的！
反正我已不懂得羞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等着看一个个爱做梦的家伙迷途知返，我最大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导师让我去参佛，也许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