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如邵先生所训，反腐败当然是极度严肃之政治＋法律＋道德问题。太多人知道腐败几乎无所不在，也明白以权制权的反腐败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真理好象是：如果失控，反腐败就等于腐败。因此，反腐败只能实行“配额制”、要有“许可证”，应当充满“理性”。与在下同在最底下的基层老百姓的确太不严肃，太过敏感，大惊小怪，动不动就指责“赶走吃饱的鸭子，换来饥饿的狼”，甚至质疑搞专案的与被搞的“谁比谁黑？”，实在需要道德教化。但当越来越多“反腐败”的高谈阔论者结果被证明恰恰是“正腐败”的“改革实践者”时，如果连搞预防工作的都对预防心存防备，害怕触及“深水区”或“敏感地带”，或者根本就是担心革了自己的命，我们对前人革命的不彻底性源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免不了也被后人用来批判我们自己，结果等于承认“防不胜防”。当然，从社会公众对腐败的“容量”和“互惠性”来看，现在并不是“乱世用重典，滥腐行怪招”的时候。那就把诸如“卧底”、“线人”之类的“下流”手段留给“腐朽”的资本主义吧，反正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举报者（过去曾有敌对势力称之为最多的克格勃），反正我们还是热衷于“窝里斗”（搞侦查的最希望的）。问题是，这当中混杂着数目不得而知的“布钩者”，还有的比被举报者更“黑”。如果仍然以接近“不告不理”的方式维护着“稳定”，我们除了常常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之外，剩下的好象不多了。因此，为了当真要反腐败的预防正规军的荣誉、威信与实力，在下设计了可谓最佳攻防结合阵容：即人大监督＋检察监督＋新闻监督，并身体力行作一名兼人大法工委委员、检委会委员、记者三位一体的攻击型后卫。这样一来，有最强大集权的授权，有最强烈私权的制约，用足用好检察权，就可以有最政治的政治、最法律的法律和最道德的道德；此时防不胜防的应该是那些自以为不可能基于预防的威慑力而放弃腐败的，或者说是那些轻信可以避免被揭露的反腐败“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