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宽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公道”的行为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官司有待法院裁决，不过笔者认为，如果是因为职务行为引起批评、指责，甚至人身攻击和诽谤，官告民当谨慎。

　 在此，笔者想借发生在1964年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件做一说明。苏利文时任美国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他诉讼的对象《纽约时报》虽然不是本文所论的“民”，但从作为批评者的角度讲，也有相通之处。苏利文认为，该报刊登的一则广告，侵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名誉赔偿费。此案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没有裁决苏利文胜诉，还第一次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当政府公职官员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使个人名誉权受到侵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但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只要为官，就会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包括新闻媒体，也有辖区内的民众。

　 如果为官者一挨骂就以诽谤罪起诉并要求赔偿，工作将没法开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民众对为官者的批评权。从这个角度说，既然选择做官，就意味着要有更强承受批评的能力。用美国官员的话说，当官的就是倒霉蛋，享受的政治待遇还不如平民百姓。

　 当然，县委书记朱恒宽首先是个公民，提起诉讼是他的自由。笔者只是认为，官和民发生利益冲突，为官者提起诉讼的时候必须谨慎；同时，为官者还应当多从自己工作本身找找原因。就本案来说，政府处理后，有群众上访，也或多或少存在善后不到位的问题。即便这方面原因都不存在，作为领导干部也应该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虚心对待，而不应该只是诉讼。

　 不过话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的权利，但是应当注意：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如果有证据证明何保安确实恶意诽谤，那么，他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