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9日报道，发生在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五毛钱官司”，最后被立案庭以“滥用诉讼权利，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为由，不予立案。
然而，翻开《民事诉讼法》，综合第108条和第111条内容，笔者没有看到“滥用诉讼权利，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的不予立案的理由。也就是说，从法律明文规定来看，滥用诉讼权利不能作为不予立案的法定事由，充其量也只能是立案法官在立案时慎重考虑的一个方面。
在这里，笔者无意纠缠此案，如果当事人对这个不予立案的裁定不服，他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救济。笔者只是发现，类似这样以“滥诉”为旗号，不予立案的现象太多了。在有的制度建设方面，甚至“为了防止公民‘滥诉’”，设置了许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门槛。例如，前不久一些地方在规定医疗事故鉴定费时，为了防止患者“滥诉”，提高了鉴定费，就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对此，笔者认为，“滥用诉讼权利”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故而，以“滥诉”作为不予立案或其他的理由，也只能是个伪理由。
众所周知，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法律规定的。据此，公民在意识到自己的某种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就可以自愿选择是否运用自己的诉讼权利来寻求法律的救济。这时，如果公民选择了放弃诉权，法院是认可的，这也完全吻合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原则。对此，我想我们没有理由对公民放弃诉权做什么批判，如“滥弃诉权”等等，因为这纯粹是他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如果公民选择了行使诉权，这种行为无疑也是合法正当、不容挑剔的。对此，如果我们评论某些公民行使诉权是“滥诉”的话，就明显不合适，有的时候就有话语霸权的嫌疑。
换个角度来说，公民行使诉权的同时，法律规定了法院的立案审查程序，这也就是说，公民在行使诉权的时候只管行使，无论公民如何行使，因为是基于法律的授权，也都是正当、合法的。至于法院是否受理，以及以后法院将如何判决，自有法律的规定，这将是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是公民个人所能左右得了的。所以，这里也就不存在公民滥用诉权的问题。恰恰相反，如果认可“滥诉”的存在，无疑意味着法院在受理案件过程中不作任何法律性的审查。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只有法院滥收、滥拒案件，而没有必要担心公民滥诉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即便凡诉必立又怎样？新加坡法院就认为，凡诉必立是充分保护原告诉讼权利的体现。新加坡法院注册处只审查当事人是否交纳庭费，而不对当事人的诉状、证据进行任何形式审查。他们这样做彻底解决了群众立案难和投诉无门的现象，提升了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其实，从本质上讲，法律就应当是鼓励人们维护权益的。然而，反思我国的法律制度，我们发现有些制度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出发，抬高了公民诉讼的门槛。这种做法看似有理，实则抑制了一部分公民行使权利，这在公民法律意识还很不强的现阶段，很不合时宜。同时，那林林总总所谓的防止“滥诉”的理由，也很难以让人信服，笔者认为还是少找这样的借口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