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可以知道警察的职权大致包括刑事侦查权、治安管理权和其它行政管理权，集司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权力影响范围之广，几乎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可否认，赋予警察一定的职权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预防、制止、惩治犯罪的需要。但是权力的双刃性就象古罗马的两面神，正面看是善神，背面看是恶神，特别是在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时候，强权、专横、腐败就会滋生蔓延。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实施监督，包括立案监督、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但遗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又赋予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公诉机关，承担控诉犯罪的职能，因此作为追诉的一方，检察院同公安机关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控诉倾向，难以保持监督者客观、中立、超然的地位。这种公检在控诉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法定的相互配合关系，使得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价值大打折扣，人民警察的刑事侦查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至于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权和其它行政管理权的监督，虽然行政诉讼制度已实施多年，但是就“民告官”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目前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受制于地方行政部门的现状而言，这一制度还难于真正起到制约作用，以致一些地方的公安干警将治安管理权限发挥到极致，抓嫖、抓赌、抓妓已成为某些地方的公安干警创收提成的重要手段。辽宁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黄，他下令全市公安民警倾巢而出，穿便衣、持警棍、挎望远镜，抓一个妓女罚10000元，抓一个嫖客罚5000元，3年罚没收入达1个亿，相当于一个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
　　
还有上级公安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对警察的监督，除了一些民愤极大、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与过问下，能够得到秉公处理之外，多数时候，这种监督往往无法冲破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最后是内部问题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应付了事，或不了了之。
　　
也许还有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等等看起来颇似完整、系统的监督体系，但逐一考量，发现这些都无法真正、有效地担当起监督人民警察的重任。且不说至今为此，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真正保护舆论监督权的“新闻大法”，单看各地屡屡发生的记者采访遭受拒绝、责难、侮辱甚至攻击欧打的现状，就不禁为我们新闻监督的无奈与脆弱心寒。而群众监督仅仅是口号而已，如何监督？怎样监督？监督什么？在一整套群众监督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要群众来监督公安机关无疑是痴人说梦，画饼充饥罢了。
　　
最后我们只有把对警察的制约寄望于警察的自我约束，但这种自我约束是通过内心的信念、道德等因素进行自律，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当霸州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和禹州巡警刘德周先后用罪恶的子弹枪杀无辜的平民，发出“看谁敢比我还牛”的叫嚣时，当频频见诸于报端的有关警察刑讯逼供、枪杀无辜的消息不断冲击我们灵魂的时候，寄望于警察自我约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化为乌有了。
　　
善良和纯朴的人们总是相信人性本善，总是相信警察的主流是好的。但我宁愿相信人性本恶，正如一位西方的学者所言：“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防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是不完美的。”让我们的法律对警察设制更多更周详的监督制约吧，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更多无辜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