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一个人从来不要雄心勃勃，因为许多事情不是由你的想象所决定的。我当年那些一心要做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高中同学，现在都不知在什么地方；从来没有做北大梦的我，最后却迫不得已不来了北大，其中的故事我就不说了。

　　我们法学班有60多个同学，大多数是工作以后考上的，有许多是法院系统来培训的法官。也许是由于每个人都承载了太多的经验、手段和技术，所以有的时候真象霍布斯笔下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比自然状态文明一点的是大家在表面上吃吃喝喝、称兄道弟。

　　第一学年一结束，班上评出了奖学金的名单，刚刚送到系里，一封匿名的告状信就已经从校党委办公室转到系里。为此，系党委召集党支部开了几次会，在会上彼此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差点连会都开不下去。这件事成了班级政治斗争的导火索，个人的政治争夺逐步公开化。为了将党支部书记搞下台，一些人就开始秘密串联，并且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谁先发言，谁来支持，如何投票等待早已安排好了。

　　于是，公开的换届选举不过成了密度体面的表演而已。争夺完支部书记，再来争夺班长，不过全班60多人无法象党支部20多人那么好控制，可能出于对赤裸裸的争夺的反感，大家选举了一个麻利豪爽的山东女生作班长。这大概就是普遍的直接的民主好处。不过，更恶心的还在最后，一个女同学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但是，一封匿名信也到了最高法院的政治部，说这名同学生活作风有问题，政治部为此专门到法律系来调查。

　　这就是北大93研法学班的公共生活，常常是经济法班的嘲笑对象，经济法班的奖学金没有人申请，大家忙着办公司、做律师，相互团结还来不及呢。不过，法学班的许多同学毕业后要么回法院，要么进机关，班级公共政治不过是他们熟悉、学习、训练和培养政治技巧的场所。所以，当人们说起北大的学生会、研究生会和团委内部的黑暗的时候，我就想起唐三藏的名言：“外面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可笑的，98年校庆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又忙着留电话、合影、吃饭，说些彼此帮助、相互提携的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班级公共政治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也许仅仅对少数的几个人有意义。大多数人不是过自己的日子。没有对象的也似乎没有本科生那股谈恋爱的热情，没钱的也似乎安贫乐道，彼此其实很少交往。我自己研究生三年中交往最多的不过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赵晓力，隔壁少年才子郑戈和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诗人李扬。

　　当时赵晓力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迷恋如同大法弟子对flg的热诚。盛夏的晚上，看书归来，大裤衩一换，赤脚站在水泥地上，一手抽着烟，一手摸着肚皮，就开始讲起来“夜审科斯”的故事。有一天，赵晓力看到一本《耶鲁法学期刊》，发现那些他所崇拜的法律经济学家集中在耶鲁，就激动地在墙上写下“到耶鲁去”几个大字，但也许仅仅早起两天背托福单词，此后一如既往睡到早上10多起床。

　　那时，郑戈是一个听到黄色故事就脸红的小男孩，情窦初开就暗暗喜欢上经济法班一位大家公认的最漂亮的小女孩，但也不过是上课时多看两眼。后来花了三天写了一封诗意盎然的情书，在书里夹了一周才鼓起勇气贴八分钱的邮票通过北大邮局寄到北大45楼。后来的结果是郑戈喝了半斤白酒做了一个了结。不过，郑戈和冷静的恋爱就更浪漫了，无论在什么场合，郑戈问题牵着冷静的手，我们戏称是小孩玩家家，这成了我们朋友中间一道亮丽的风景。至于诗人李扬，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反而倒见了他写的知识产权的论文，我只是在一位喝两瓶啤酒脸色都不变的湖南女同学那里，见到他送的一本书，书的扉页上有他写的一首长诗，内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诗歌的缘起是和这位女同学喝酒。李扬后来由于受自称“革命党人”的老宋的牵连没能读博士，四年之后才如愿以偿。

　　我们在北大里生活，呼吸着北大的自由的空气。但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认同自己就是北大人。现在大家关注的“挑战杯”与我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学校和系里的任何活动都似乎与我们无关。年终未名湖上敲钟的时候，我们在宿舍打拖拉机，江总书记来北大时候我们在床上睡觉，仿佛北大属于本科生的游戏，我们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已。时间长了总算对北大的未名湖有了点感情，但是，偶然去了武大，才知道未名湖不过是一个小池溏。面对武大校园中茂密的树林，我们开玩笑说，本科读在南大，硕士读在武大，博士读在北大。因为南京大学适合少年伤感忧郁的情怀，武汉大学树大山高，适合谈情说爱，谈恋爱没有北大未名湖边彼此的尴尬，博士应该好好读书做学问，北大的图书馆的确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