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给法治带来了什么？

自江泽民同志发表“以德治国”的讲话以来，“德治”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一度法学者畅谈“法治”的盛况谦让给了伦理学者和国学家对“德治”的信心。
从法律上讲，法治是写进了宪法，以作为最高法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下来，而德治目前还处在党的政策理念的层面。但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与国情，也不免会让法学者担心法治之不彰显，德治凌驾于法治之上。因此，周永坤教授指出传统德治与作为宪法原则的法治并不相容，出路是改造传统德治，使之与法治相容。［1］这很能代表法学者的立场，德治应该是法治的下位概念，是法治延伸的一部分。在长期人治传统的社会中，此种担心是非常必要的，谁能保证打着“德治”的幌子而违背甚至践踏法律的情形就一定不发生呢？
笔者在抱有同样的观点之外又想到另一面，应该看到“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
我们今天所讲的法治，就其实质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传统中与法家思想紧密相关的“法治”，而是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个问题在沈家本先生那里就已经解决了。但问题是移植和继受了西方法治，有没有一并移来了西方的法治土壤？没有。那么有没有改良我们的社会环境，以创造适合法治之土壤？应该说，正在改良，正在积极地向现代社会转型，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
现在有些学者提出了法的信仰、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等等［2］，通过对法律的信仰过程，对法律精神的信仰状态，以达到法治价值的实现，法治目标的圆满。学者们显然也注意到了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在法之信仰中的作用，而正是这一点触动了我对德治价值的认识。
西方法治传统有一个最根本的信仰元素——基督教，正是基督教信仰造就了西方的法治及其传统。［3］西方国家的民众普遍信仰基督教，法治的信仰和道德渊源非常清晰，法治的最终实现也依赖于基督信仰。中国学者在提倡法律信仰时，一是源于中国历史上法律虚无主义的伤痛，二是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三是对法治目标和现代化的迫切渴望。
但是，我们并没有基督信仰的土壤。况且，此信仰非彼信仰。我们能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对法律的信仰，是两个同质的、可以等量齐观的信仰吗？显然不能！
笔者认为，宁可把信仰神圣化、圣洁化，也不宜在普通意义上用这个词，完全可以说确信、认同、遵守法律，为什么要说信仰法律呢？这不容易让人误解法律就是具有终极价值的，那么又置道德、宗教于何地呢？［4］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法治移植于西方，而缺乏精神上的信仰基础。而德治的“复出”，我认为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为中国法治提供信仰和道德支持的机遇。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普遍影响到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非宗教的信仰方式。自孔子开始，就开辟了一条中庸的道路，在对自然和人的价值依归中间，找到了“仁”，而“仁”的社会运行就是“德”。所以有人认为孔儒为宗教的世俗形式［5］，甚至更有甚者认为儒家即儒教［6］。换言之，儒学就是中国人的神学，是关于中国人的信仰的学问。
不管今日德治应如何赋予时代的内容，我相信，德治的“复出”，意味着向道德王国的回归，意味着中国人信仰体系的重建，意味着法治本土化过程中的价值支撑。这或许就是德治能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