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许多人都以为这首词是著者罗贯中所撰，然而实际上这是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所撰《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其词牌为《临江仙》。清初毛宗岗父子校订《三国演义》时，因仿照弹词开篇，故增补上了杨升庵这篇《临江仙》词，作为《三国演义》全书的开卷词。
杨升庵，名慎，字用修，原籍四川新都，其父为内阁大学士、首辅杨廷和。杨升庵1488年生于北京，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杨慎入京会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从他显赫的家世和出众的才干来看，如果他以后循规蹈矩，顺从皇帝的意旨办事，即可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将来做高官，享厚禄，封妻荫子，也是不难之事。然而他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却选择了坚持原则、不平即鸣的道路，由此而在37岁时被明世宗嘉靖皇帝贬谪放逐到瘴岚蛮荒之地，且终生不得赦免，最终于72岁时客死他乡。
杨升庵步入仕途之后，恰值有明以来政治态势最为波 云诡的时期，当政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纵情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1521年，荒淫无度的明武宗很快就在二十九岁时一命呜呼，且未留下任何子嗣。按明代兄终弟继的祖训，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乃武宗之堂弟，因而大臣们在确立武宗的继承人时，朱厚熜便成为首选对象。尽管武宗病逝时朱厚熜已继兴献王之位，但由于他是老兴献王的独子，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武宗的继承人。
嘉靖元年（1522年）初，15岁的朱厚熜即位，史称明世宗。他登基刚六天，就出人意料地提出，要为他的生身父母加封“皇帝”、“皇太后”的尊号，这按当时的封建“祖宗家法”，自然是不合常理和惯例的。刚刚才从正德时期明武宗秽乱朝纲阴影下摆脱出来的大臣们深深明白，正是由于武宗皇帝性喜恣游嬉戏，才导致了整个正德一朝那么可怕的政治结果。而在大臣的心目中，武宗之所以如此放荡不羁，是与其未能得到足够而有效的儒家教育分不开。现在新皇帝刚刚登基，若不加以及时教育和有效引导，谁又能保证他不会成为第二个武宗呢？
只有大臣们能够保持一致，或许还能够将弱冠之年的新皇帝纳入儒家所设计的圣君模式！出于对朝廷和国家负责的态度，于是，深受程朱理学濡染的大臣们都纷纷反对明世宗此举，以顾命大臣杨廷和及其儿子杨慎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坚持继统兼继嗣的意见，认为世宗应该以明孝宗为“皇考”，而以兴献王为“皇伯考”。
就人之常情而言，让世宗绝己父之嗣而为他人之子，在心理上总是难以接受，但在儒学渊源颇深的大臣们引经据典的决议面前，世宗当然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既成的结论。开始时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与群臣作强硬的对抗，他想通过求情使大臣们让步。然而，随着羽翼渐丰，特别是得到了张璁、桂萼、严嵩等部分大臣的支持，世宗的态度就逐渐开始强硬起来，始则允许“议大礼”的大臣辞官，既而惩罚个别官员，最终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将参加抗议活动的134人抓进监狱，另有80余人姑令在家待罪。然后给予或戍边或廷杖或罚俸的处置，其中有17人被杖死，而且凡是因“议大礼”遭流放者，后来均很难再有重新起用的机会。
杨慎作为“议大礼”的中坚分子，他曾经率众两次上疏议大礼，又“跪门哭谏”，在宫门外的金水桥边对百官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三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嘉靖帝闻听此言后大怒，连续两次施以“廷杖”，杨慎被打得死去活来，“毙而复苏”。廷杖后，他被谪戍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市）。
杨慎在谪戍后，尽管各方面条件都极端困难，仍然从事研究，辛勤笔耕，著述甚富，其诗文皆能自成一家，无所依傍。《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他的家乡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中升庵祠前，有联赞他：“投边益显宏文，全蜀才华推第一；佐父同争大礼，有明忠谔叹无双。”
杨慎以毕生精力，著述100余种、涉及史、诗、文、音韵、词曲、戏剧、书画、医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十分浩瀚，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乐府》等。
杨慎一生颠沛流离，在云南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活，其毕生精力和才华都是在云南展现的，并融入了云南历史文化之中，在云南山水文化、人文精华的滋润中，写出了许多佳诗妙文，有些名句还成了千古绝唱，为云南边疆地区文化的流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史家概括评价杨慎的一生：生于蜀，祸于京，成就于滇。著名文学史专家向楚先生有联赞曰：“名节廷争大礼疏，风流人说永昌年。”
在明代历史上，大礼议是士人以“道”抗势的举措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当即丧命杖下，还有更多的人被罢职贬官流放，从此永远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曾经高喊过“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杨慎，最终被贬谪为军中书记，虽不以编伍兵卒视之，但终是罪卒，身在军籍，因而常服赭衣戎帽，“与军校同饮同游，一遇团操尚须荷戈就武”，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所有政治热情与横溢才华消磨在荒远滇南的吟诗作赋之中，他在一首《自赞》诗说：“临利不敢先入，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边，歌咏击壤以终余年。天之顾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冲而盈，宠为辱，平而福者耶！”诗中所言可谓半真半假，半真是指他坚信自己的人格高洁无瑕，尽管其政治生涯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自认为无负于君亲，无负于道义；半假是指他不得不表示平静地接受这种流放的处罚，以免再招致更多的麻烦。
由于明世宗对杨慎恨之入骨，时时追探“慎云何”，杨慎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打击，只得不再过问朝纲而潜心于学术之间。据钱谦益所记：“用修在滇南，世庙意不能忘，每问杨慎如何。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用修闻之，益自放。”于是他在滇南便留下了诸多疯癫放浪的佳话，焦竑《玉堂丛语》载：“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此可谓是其“自放”的最形象地说明，但焦氏却不同意其目的是佯狂避祸，故曰：“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其实，钱、焦二人所言均有道理，杨慎在得祸之后，他深知世宗对其父子的忌恨情绪，而不得不采取应有的措施；而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他又必须用各种方式去排解心中的苦闷与不满，也就不得不走上与嵇康、阮籍一样的狂放之路。所不同的是，他得罪的不是阉宦，也非文臣之间的党争，而是皇帝本人，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平反的机会。尤其是这位明世宗竟然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意味着象杨慎这样的文人在其有生之年再难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