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典”的抗争中，“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队”为预防“非典”的宏观决策和局部控制提供了专业信息。在日前召开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委员会年会暨预防理论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教授强调了对职务犯罪易发点进行预防调查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建立量化评估体系的建议。回想笔者曾经在《象抗“非典”一样反腐败》一文中谈到过职务犯罪的“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非常赞同皮教授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的量化机制建设，现有研究陷入了对内评价和自我检讨两个误区。所谓对内评价，主要基于对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工作业绩进行量化考评困难的担心，有学者研究出了“职务犯罪预防指数”，包括笔者也曾《用公式诠释预防》，但在预防工作还处于摸索和争议的初级阶段，这种担心实在是操之过急。当然，也有学者研究出了“贪污贿赂犯罪潜黑数”的预测方法，但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工作人员，而分析依据基本来源于已然的案例，过分地依赖预防对象自我检讨的实事求是。

　　皮教授所指的量化体系，尽管也有规范预防工作之功能，却绝非用来对内评价，也不局限于自我检讨。这个体系，类似于防治“非典”的“流调”，笔者称之为“流行职务犯罪学调查”，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一是固定机构与联络人员。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预防部门就是现成的固定调查机构，但仅仅依靠检察人员无法完成最前沿的信息采集工作。除了选择在某些重点部门聘任专门的预防联络员之外，还要广泛发展“流调”工作者。可以和专业的调查机构合作，借助其调查网络和调查模式；可以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依托其基层组织收集民意；可以利用人气较旺的法律网站和法治论坛进行网上调查；可以确定苦干“线人”和“卧底”，开展秘密调查；当然，各级预防部门的检察人员对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随机调查必不可少。以上各种途径和方式选择的调查对象，应当根据调查内容合理分配比例。

　　二是调查建议与专家咨询。寻找预防职务犯罪的切入点首先要通过主观预测，这是启动预防调查的前置程序。调查建议应当包括调查目的、内容、形式、范围、评估等基本要素，事实上也是一份个罪预防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组成。建议可以由各级检察机关的预防部门逐级呈报，可以公开征集，可以伴随某个新闻事件进行跟踪和反馈。建议产生后，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审查是否立项，决定前或者立项后认为有必要就其中的专业知识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的，应当针对调查及评估的重点、难点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征求意见和建议。考虑到预防工作的整体性和预防成本，专家咨询委员会没有普遍设置的必要。全国性职务犯罪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组建，为各级检察机关的预防部门提供预防专业咨询服务。地方性职务犯罪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置在省级检察院预防部门，纳入预防厅备案管辖。涉及侦查技术、技巧的咨询按照国家机密处理，不宜公开的通过检察机关内部请示程序运作，可以公开的则在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上列入咨询专栏或者专题研究。专家咨询意见可以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匿名或者署名。

　　三是特定罪名与统一标准。为提高预防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调查的内容应当围绕某一具体罪名或者关联罪名进行设计。对于多发性职务犯罪，罪名的选择应抓住职权运行程序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关键环节，如合同变更、评标等。可以是职务犯罪，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也可以是非职务犯罪，如串通招标罪。对于检察实践中难以单独侦破或者尚未掌握侦查对策的疑难罪名或者新类型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罪名确定之后，需要统一问题、选项及其评估标准，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以统一的格式化调查问卷分发到各调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落实执行。

　　四是接触经历与合理怀疑。“非典”期间，接触成为“流调”选择对象的基本路径。要找出未然和潜伏的职务犯罪主体，必须重点从作为“传染源”的职务犯罪主体之外的接触者入手，如行贿者、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等。至于合理怀疑，是调查者引导被调查对象的思维模式，即对反常现象可能隐藏职务犯罪的推测。如从学生入学的不公平待遇推导出存在用权和用钱换取资格的嫌疑，从某官员拥有的巨额财产怀疑他可能以权谋私。合理怀疑的另一层意义，是被调查对象也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批评别人总是比自我批评要情愿和彻底得多，而且这种基于亲身经历的怀疑，显然更加合理而且可靠。

　　五是数据归档与统计分析。在专门的预防调查数据库建立之前，调查获得的相关数据信息可以通过各级检察机关现有的刑事犯罪数据库和统计台帐进行填报。当然，可以进行必要的版本升级。量化体系的标志在于，它能够通过程序运行对录入的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因此，编程成为关键环节。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吸纳的网络精英，其中不乏编程能手，可以张榜招募。鉴于预防职务犯罪的高智能化，自动分析的结果仍然需要进行专业的评估和矫正。这时，那些设计的“指数”和“潜黑数”的模糊数学高手就可以发挥用场了。

　　建立一个“流行职务犯罪学调查”机制任重道远。它是一个整合预防权力专业化与预防权利社会化的漫长过程。理性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职务犯罪的接触者，对于“流调”有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