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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纪兵

摘要：税收金融“物文主义”就是指在税收金融领域忽略“人文主义”指标，对各种非“人文主义”指标孜孜以求的法制、政策与理论。税收“物文主义”表现为脱离“充分就业”目标推行“流转税”，金融“物文主义”表现为脱离“充分就业”大谈“货币发放过多”。“三高”是指“失业人口、存款、基尼系数”高，它表明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但并不表示危机不可避免。历史上，“物文主义”与“三高”同时出现必然使政府倒台，社会崩溃。中国应该警惕：如果对税收金融部门“物文主义”冲击“充分就业”大局的现象不加制止，中国将再次崩溃。
关键词：“物文主义” “人文主义” 充分就业 税收 金融

一、 什么是税收金融“物文主义”
“物文主义”是与“人文主义”相对应的一个词。在人文主义者眼里，人真正是“万事万物中最宝贵的因素”，“充分就业”是首要目标。物文主义者忽视“充分就业”，以及与人有关的“劳动”及“劳动财富”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一个个“非人的指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物文主义”直接产生了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东欧前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物文主义”炮制的影响巨大的事件数不胜数。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为了一件事、一个目标，可以不惜人力物力，可以剥夺人的生命，甚至忽略人人与生俱来的区别于低等动物的最基本的自由价值。大跃进后，中国学者承认1960年一年饿死2000～4000万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的死伤人数、中国11年战争敌我双方的死伤人数还要多。
计划经济体制为中国指定了许多“物文主义”指标，“经济增长”是总指标，“征流转税，限制商品流通（以前讲投机倒把），运用税干扰经济运行（以前和现在都讲调控）”是税收指标，“限制货币发行，运用货币手段干扰经济运行（以前和现在都讲调控），货币保值”是金融指标。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三个指标曾经使整个中国经济彻底崩溃，社会完全瘫痪。改革开放放松管制，使社会恢复了部分元气，但对这三个目标的检讨根本没有展开。
二、 中国新政府面临“人文主义”绿灯与“物文主义”红灯
中国新政府上台的亮点是将经济目标由“物文主义”的“增长优先”调整到“人文主义”的“就业优先”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不再对经济增长大许其诺，而是将最关键的问题集中在“就业优先”与“消灭贫困”上，这表明政府开始着手检讨中国经济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物文主义”指标，中国政府的目标从此与市场经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的目标完全统一，政府变得成熟。换一句话说，新政府领导人已经在总目标上，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一样，开了“人文主义”绿灯，灭了“物文主义”红灯。
但是，“物文主义”依靠极端暴力经过50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观念、教育、法制、理论各个层面，培养了大量的“物文主义”官僚与理论家，他们至死不放的“经济增长”、“流转税”、“货币保值”三面红旗只倒了一杆，而且是软旗——政策层面的目标转移。另外两杆法律制度层面的硬旗——“流转税”和“货币保值”依然红得灿烂，亮得耀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物文主义”者眼里、心灵、理论与观念中，一切经济问题的出现都可以归结为“物文主义”还不够强大，流转税还征得不够多，货币保值升值还做得不够好。
根据最近对“物文主义”的跟踪研究，我个人认为：税收金融“物文主义”在近期的经济工作中有明显加强的趋势，税收金融“物文主义”指标的加强，将直接冲击中国新政府的“人文主义”总目标，并且完全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再次崩溃。
中国新政府正面临“人文主义”绿灯与“物文主义”红灯。
三、 中国危险指标“三高”与“物文主义”加强表明：中国再次崩溃迫在眉睫
衡量经济运行危险与安全的三个国际指标是：失业率、存款率、基尼系数，失业率高表明人员闲置多，无事可做而成为社会隐患；存款率高表明资金闲置多，生产无利可图而流向权钱交易；与二者结合起来的基尼系数高表明社会差距大，上层积累不义之财，下层积累贫困、失业与仇恨；“三高”表明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但并不表明危机不可避免。换一句话说：”三高”并不可怕，怕的是“物文主义”的加强，”三高”只有同“物文主义”加强结合起来，才会使一国经济彻底崩溃。
目前中国”三高”举世公认，失业率和基尼系数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存款率更是高得惊人。中国高层对”三高”的认识是清醒的，按温家宝总理的讲法，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危险，需要各方面围绕“充分就业”目标协调一致 。另外，在失业率上，根据国家经贸委的测算，“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达1.97亿人……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 在绝对贫困上，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确定的贫困标准，年收入不到370美元者为“绝对贫困” ，换一句话说：退回去13年，国际通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也是中国现在制定的标准的4.9倍，达3052.5元（8.25/1），用这个标准中国现在有多少绝对贫困人口，数字没有公布。
降低失业率和基尼系数是国家税务总局的责任，降低存款率，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但是，对于非常危险的”三高”，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中央银行中部分人的解读完全是错误的，国家税务总局围绕“征流转税”来解决“财政收入”，中央银行围绕“减少货币发行”来实现“货币保值”，二者都完全忽略了“人文主义”的总目标：充分就业。
尤其需要当头棒喝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及其研究机构中部分人并不了解危险的“三高”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他们提出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措施恰好是使“三高”更高的措施。兹举一例：《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一期发表的《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硬是把世界所认定的公理翻了个个儿，他们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应当增加对消费支出征税，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不宜过快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句话：他们一直并且还在坚持征流转税，拖延税制优化改革。
那么，流转税与“三高”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流转税是一种利前税，它的征税对象不是利润，而是正在进行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个人与企业，以流转额为基数计算。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参加劳动，你的财产不投入社会生产，就不用交税，反之，就应该交税，哪怕你辛勤的劳动没有任何利润，也得先交税。因此，征流转税，第一个结果是“存款比率高”：人们宁愿存钱，而不愿冒风险交税；第二个结果是“失业率高”：人们愿意失业保存自己的财富，而不愿参加劳动交税冒血本无归的风险；第三个结果是“基尼系数高”：流转税是间接税，赚钱的人在赚钱的时候就将流转税作为成本转嫁出去了，实际承担流转税的是穷人；流转税不易监控，权钱交易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减税，造成腐败与税负不公；流转税落井下石，生产状况越难越不容易转嫁税负，常常使困难者雪上加霜，拉大贫富差距；流转税征税成本高，税务机构庞大而且工作繁重、无效率；流转税把众多的劳动者吓阻在生产之外，大大减少了国家在所得税上的收入，如果以流转系数为8计算，一分流转税将使国家减少8份以上的收入。
目前最滑稽的解释是把中国存款比率高，解释为传统道德素质好，却不知是流转税逼得人人除了存钱，再没有地方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目前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无论存在多大差别，经历多少反反复复，其流转税都近似于零，所得税占所有税收收入的90%左右。其民众无论多么有钱都不存钱，因为没有流转税，能够赚钱的值得一试的行业太多了，谁存钱谁傻蛋：失去机会变倒霉。相反，中国人无论怎样穷都要存钱，因为流转税太高，投入流转不但没钱赚而且先负税，“谁投资谁消费谁倒霉，谁存钱谁保险”使得人越穷越不敢冒险。
据统计：“我国财政收入90%以上来自税收，这部分收入又以流转税为主体，占到了70%左右” 。中国经济千错万错，归根到底是征流转税征错；中国社会千难万难，归根到底是说服不懂税制的人进行税制改革难上加难。我们跟踪国际税制变迁做了7年研究，写的与世界公认的真理相同的文章，多因与目前在中国市面上流行的违背税制变迁公理的税制研究成果不相符合，无法与公众见面并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重视。中国的落后税制直接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拉大了贫富差距，减少了公众福利与就业投资机会，降低了中国投资环境对国外资金的吸引力。但在这种情形下理论界与政府当事人，却出了大量鼓吹中国现行税制合理、合符中国国情的所谓研究成果，让国内外人士大跌眼镜。
美国一直致力于税制优化的改革，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3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减轻税收的最恰当办法是给那些最需要减轻税收负担的人以救助，而又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危机过去以后，我们应该研究在修改整个税制结构基础上降低税收。” 。
美国总统杜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现在应该取消比较明显的不公平的赋税，特别是针对小纳税人的；减轻那些限制小企业发展的赋税，放宽对弱势群体以及对医药费用的赋税，降低消费税。”
美国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的经济恢复计划是以4项符合常理的基本原则位基础的：继续降低联邦开支增长率；坚持削减个人税和营业税，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
美国废除流转税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使得税收效率大幅度提高，据称单个税务人员的效率已经达到中国税务人员的1000倍，近期布什的减税计划提出让年收入4万美圆的家庭负担40美圆的税收。家庭税负比中国普通家庭低20～100倍的美国，财政收入丝毫没有减少，主要也得益于其税制优化改革。
现在中国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减税，但要提高减税效率，做到税减而国家收入不减、人们投资机会与收入增多，存款降低而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就必须要减流转税，最好是完全废除流转税。但目前税务总局税制优化的态度非常不明朗，主流研究成果却进一步鼓吹增加消费税 ，这表明：中国“物文主义”在税务层面的统治正在加强，如果不采取措施，他们会使中国尽快崩溃。
同样，非常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物文主义”在中央银行层面的统治也在进一步加强。1995年是“物文主义”在中央银行大获全胜的一年，因为他们不顾大家笑得满地找牙的事实，凭借手中权力成功地将有广泛争议、违背全世界银行体系之所以存在本旨的“物文主义”目标——“货币保值”写入中央银行法，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以“货币保值”为荣。银行存在的本旨是促进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也必须依靠人民币。中国人民币奇缺，但央行却将证明投资环境不好、流转税极端高的证据——“存款比率高”解读为中国人钱多，传统道德好，央行货币供应充足。
显然，弄清“存款比率高”的银行背景是对症下药的关键。那么，“存款比率高”除了税收背景以外的银行背景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表明，“存款比率高”的央行背景是：
1、证券、票据、期货管制，使人们手中的存款无路可逃。
2、息率管制营造了商业银行贷给谁都只能赚小钱的定局，使商业银行业务丧失压力和动力，同时使存款者应得的利息收入和商业银行应得的利差收入大幅度降低，这部分收益变成了终端用资者的额外收入，诱使终端投资者与银行当权者转向不公正的贷款方式——权钱交易，谁行贿谁就能获得贷款成为富翁，二者共同瓜分额外收入的结果是：劫贫济富，金融腐败，市场信息极端扭曲，商业银行岌岌可危，胆小者用惜贷的方式求得自保。
3、汇率与外汇交易管制。
4、行业歧视、所有制歧视、其他行政歧视。
因此，在“存款比率高”的背景下，央行虽然无法改动税制，但如果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央行应该下大力气通过以下措施疏导存款流向，提高存款利用率：
1、降低证券、票据、期货市场交易成本，减少管制，疏导存款直接流向社会创造财富。
2、取消息率管制，调动商业银行的放款积极性，降低商业银行运作成本，增加商业银行收益，疏导存款通过商业银行间接流向社会创造财富。
3、取消汇率管制，建设外汇交易市场，促成人民币与世界各国货币的广泛交易，疏导人民币流向国际市场，创造世界财富。
4、取消行业歧视与身份歧视，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消费者个人发放贷款，确保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获得贷款。
非常遗憾的是，在“物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央行及其所谓的专家已经不顾国家“充分就业”大局，错误认定货币发放过多，再次祭起了杀人的大刀：
2003年６月１３日，央行公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个重要动向是：报告得出“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的结论，还传递了要适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将对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窗口指导”的信息。
货币政策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央行货币投放量已经过大，必须适度加大控制力度。”
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人士透露，在公开市场操作条件“很不理想”的状态下，央行只有考虑更多地使用其他办法控制货币供应量：一是启用存款准备金；二是采取“行政性指导”，对银行贷款加以引导。
央行金融研究局人士表示，对准备金率进行科学的调整是改革的需要，也是实现当前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途径，可以说“一举两得”。
货币政策司人士解释，央行还将利用“窗口式指导”的方式，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贷款规模以及贷款对象进行控制。“这种做法多少有些行政色彩，但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控制目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以上均引自当日的《经济观察报》
众所周知，存款准备金的改变对社会的震动非常大。果然，“6月20日，央行严控地产信贷政策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中重点讨论的题目。在出台一周之后，这项被称为‘中国地产业十年来最苛刻’的政策受到的质疑远比欢迎多得多” 。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央行的货币发放实际上是极其的少，少到已经引起了中国的社会动荡与国外的广泛指责，具体数据如下：
（1）近期数据：中国人年均货币拥有量与生产能力在1991年是317美元，日本是22644美元，中国人年均货币拥有量与生产能力只占日本人的1.3999%；到1996年，中国人年均货币拥有量与生产能力是572美元，日本是40737美元，中国人年均货币拥有量与生产能力只占日本人的1.40%；5年时间过去后，中日之间缩短的差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96年的这个数字是美国的2%，是南非的19.2%，远远低于世界货币的平均拥有水准。如果以日本为标准，中国目前的人年均货币量仅能支持1.4%的人的充分劳动，有98.6%的人力资源实际失业，98.6%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况 。
（2）远期数据：人民币在刚解放时的市场价是600元换1美元 ，这是一种最天然的价格。计划经济体制曾使人民币的价格一度达到2元换1美元，结果是：人民币成为闲置金融资产，中国人陷入饥饿与贫穷，国家几乎崩溃 。改革开放以后，货币价格回落，人民持有的货币逐渐增多，生活水平才有所改善，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改善速度极慢，后期基本上没有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货币差距。
（3）数据汇总分析：现在我国货币的价格是8.25元换1美元，价格提升的倍数600/8.25=72.7，刚好近似于中国人年均财富减少的倍数100/1.4=71.4，50年来中国大陆因这一项减少的财富是现有财富的3570倍。因此，可以说：以前府以行政手段维持汇率不变，不顾国际惯例与经济规律，将维持币值稳定写入中央银行法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因为现在的汇率不是天然汇率，它每年剥夺了中国国民七十几倍的生产能力与财富，不但严重损害了本国利益，而且损害了世界经济利益，中国前期货币政策招致国际友人的广泛指责——中国政府出口通货紧缩，决非偶然 。世界各主要国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也都认为：“将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它将加剧而不是防御中国通货紧缩的现象。”
（4）中国央行货币多还是日本央行货币多，中国央行如何才能在30年内赶上日本。中国有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日本人年均产值是美国的两倍，日本政府就是会哭的孩子，经常通过强调其失业率与就业压力，获取良好的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实行多发货币的优势经济政策。海湾战争一开战，日本直接增加9万亿日元的货币供应，是“央行收购金融机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限额2万亿日元”的4.5倍 ，才使日元略微贬值。中国在不追求优势经济政策的前提下，让人民币恢复原状落到自然价格600/1要增发多少人民币，目前还无法准确估算，但可以跟日本学经验。如果要使中国在30年内赶上日本，设日本年经济增长2%～4%，年通货膨胀因素为6%～8%，人民币国内供应量应该是现有总量42840～107100倍。如果再考虑到货币的外溢量远远大于国内量，这个数字还会成倍数放大。
1917年美国出现的“三高”与胡佛总统的“税制无为”与“货币保值”政策相结合，酿成了美国与世界最大的经济危机，还有二次世界大战，胡佛政府倒台，总统获得“无能总统”的美称；此后不久的德国“三高”与布吕宁总理的同样政策，又使德国政府倒台，布吕宁获得“饥饿总理”的永久称号。现在中国出现了“三高”，还有与主席、总理“充分就业”目标相对抗的“部门物文主义”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大征流转税”以及中央银行竭尽全力维护“货币保值”，是经济危机、政府倒台，还是其他良好结局的前兆？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的“物文主义”者总是在一意孤行中获得权力凌驾于真理乃至普通民众生命之上的快感，中国民众不是他们永久的实验品。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发出特级警报，希望获得“人文主义”者的重视，不让千篇一律的历史悲剧一再上演，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李纪兵 1969年生 男 法学硕士 中南大学法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中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如有更多信息需要交流，请登陆http://earthking.wokankan.com 及相关链接，E-mail: jbhn@sohu.com；电话: 010-62516164 ； 0731-8830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