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以外不是人
一、自我中心
也许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中国人正可以说是具有自我中心的国民性格的典范。而将其扩大到国家规模时则就会成为自国中心主义。自称为“中心之国”的“中国”就是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证据。
客观的来看，这圆形的地球应该没有成为中心的地点。意味着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国”，并非地理上的中心点而是精神上的中心点。简单的说，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的强烈的想法。从这个精神上的中心意识产生的即是中国文明至上主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传到其他周围的国家施予恩惠的一种同心圆的观念就是中华思想的精神构造，并巩固了无法动摇的优越意识。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近邻诸国。这种蔑视观念强烈到视不同文化的人们不是人。其优越意识超过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其最好的证据是华人以外都是禽兽，将其民族的名称使用兽边或虫边的汉字描写。盛唐时代的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韩愈在其着作『原人』一书中，评定夷狄为“半人半兽”，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作家的鲁迅则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说“中国人不把人看做人”。
像这样的中国人的人种差别意识因为日本人试与其对抗，所以遭受中国人的讨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时，伊藤博文曾经接受维新派的康有为等人聘请为政~治顾问到过北京。因为清国维新评价明治维新的成果，期盼请益维新的秘诀。那个时候伊藤忠告维新派说“最先不要把外国人叫做夷狄”。
西欧诸国对清国要求通商时，最不能忍耐的是会被要求屈辱性的“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终结後的一八四二年，对把外国人待为夷狄的清国，英国在南京条约第17条特别规定不得称英国为“英夷”。因为中国仍然不遵守规定，终於在一八五八年的阿罗号事件后缔结天津条约时，将不得称为“夷狄”再度明文化。
清末与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几乎都无法忍受其傲慢的态度，被派来北京的英国通商特使马卡特尼反而称中国人为“半野蛮人”。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 J F 丽美斯视中国文明为“半文明”，至於初代总税务司的 N 礼伊则轻蔑的称为“亚洲的野蛮人”。这样一来，竟成为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自我中心”的较劲了。

二 、都合主义（善变）
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从事行动。因此都合主义自然就普遍化了。对他人的都合与其说排在二、三顺位，毋宁说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观诸中国的政~治流向，在一九五○年代可以说“向苏一面倒”，正是与苏联的蜜月时期。进入六○年，不料突然高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六○年代唱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帝国主义，并与旧日本社会党发表共同声明。进入七○年代，不知不觉突然急速地变为赞成日美安保条约，反苏亲美。
这个时候的日本旧社会党员与所谓开明进步的文化人无不感到困惑。不止于日本，礼赞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文化人于文~革终结同时反而评价文化大革命本身为“动乱的十年”而成为中国的敌人。可见要追随中国的都合主义是很不简单的。
战后日本的舆论相信“中国人是重视原则的民族”的神话。这或许是中国政~府时常强调“和平五原则”、“周~恩~来四原则”、“日中三原则”，即开口就是“原则”，终於使日本人产生幻想。其实这并非原则而是将偏见、顽固、拘泥、解读成为“重视原则”。
自我中心的中国，真是会很巧妙地将原则与本意区分使用，日本人对这一点完全无法解读。因为日本人是属于很会体贴他人的民族，所以只想顺从对方的意愿，有时甚至会迎合对方。自己中心的中国人与善於顺从对方意愿的日本人相处在一起，绝对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一对。
但是这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能够长久相处下去。人治国家的中国，虽然有法律的规定，通常不是利用于自己的都合，就是勿视它的存在。朝令暮改，违反契约等频繁地发生，许多日本人被中国人的独断所摆布，最后有人因而患了神经衰弱症状。

坏的都归罪他人
三、固执己见
佛教与儒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而传入日本。因有共同的宗~教，一般都认为具有共同的文化，其实最根本的生死观就完全不同。日本人相信“死成神”，即“死者皆成佛”，死后就不闻不问其生前的利害与怨恨。但是中国却具有强烈的劝善惩恶的意识，对自己的敌人，在死后也要掘墓鞭，连灵魂也想毁灭掉，所以人死后也不能得到安息。而且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国内被认定邪教者则彻底加以弹压，连日本总理大臣要参拜靖国神社也被内政干涉。
中国对日本的内政干涉不止于靖国神社问题，对历史教科书、政~府高官的发言、南京事件的评价、属于日本生存问题的日美安保条约、宪法修改的议论，********与李登辉前台~湾总统的访日、航空公司的机场使用，大饭店设置国旗等无不加以干涉，意图当做外交问题处理。
过去朝日电视台的“时事站”（News station）节目中，主播久米宏氏关於西藏的发言内容被中国施加压力，翌日即播出对中国谢罪的画面。同样的，各电视公司的中国特别节目，虽然与中国协力制作的东西，播送后受中国片面的抗议而公开谢罪的例子也不少。
中国的固执己见并强制对方接受的情形不仅对日本，可以说遍及世界各地。例如旧西德与丹麦在议会提起西藏的侵害人~权问题时，中国即施加压力，并恫喝如果通过决议要加以报复。又江XX主席过去在瑞士曾经遭遇到示~威抗议的队伍时，对前来迎接的瑞士首相说，对自己的国家也无法管理吗？显然是有失国际礼仪的语言。
对美国也是同样的干涉。李登辉总统任职中，曾经为了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而申请访美。虽然美国上下两院决定接受李氏访美，中国则指责这个决议是“错误的决议”而要求美国反省。
中国是一党独~裁、全体主义的国家，美国建国的理念是议会制度的民~主主义。议会代表民意，任何决议都属於民意的反映，议会的决定连总统也不能勿视，对议会民~主主义的原理，江XX是无知的。对美国的议会要求反省，可以说是中华思想露骨的表现。若是日本也许会立即反省谢罪，美国则持忽视的态度。

四、推卸责任
“坏的都是他人，成果都是自己的施惠”这种推卸责任与绝对无讹的固执己见意识就是中华思想的真髓。
笔者是在台~湾生长的，小中学所受的教育指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列强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与军阀内战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将其全部的责任推给国民党政~府。
文化大革命终结，“动乱的十年”的责任推给四人帮，绝不触及毛~泽~东的过错，那么大的社会混乱的责任完全推给四个政~治领导者的作法正是中国人无廉耻的无责任意识的功夫。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因为急激的经济开放，被称为“六害”、“七害”的强盗杀人、赌博、贩卖麻药、买春卖春、诈欺、迷信等凶恶犯罪横行。这也意味着当然的结果。这样的无秩序是中国原来的真面目，只不过是百年不变的国民性格的复活而已。但是中国却死不承认，反而一口咬定这是被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结果，并每在党代表大会呼吁与决议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其实要追随资本主义的模型已没余力，无论什么主义，岂有创造新文明的能力。
西欧文明对东亚有莫大的影响，之后，中国人将其不幸与落后全部归罪于西欧。中国近代的没落从鸭片战争以后都归罪列强侵略的结果，无论中国本身有何问题都不愿面对现实。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正表现了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的固执。过於自信自己的正当性而固执己见，尤其对於像日本那种自虐性的国民则不断地要求反省与谢罪。明朝末期，被称为异端的儒学者李卓吾在其着作『藏书』中指摘中国人谓“对如何礼赞自己会下很大的苦心，对批判自己却完全不关心”。
最近驻在中国的日本人公司的关系者对中国人的气质加以调查，整理出如下的中国人的形像。
“绝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与其说中国人不知道责任感的意义，不如说具有将自己的失败归罪於他人的习性。本来中国就是竞争炽烈的社会，到了必须负起责任的阶段，若不尽量避免落在自己身上无法生存”。

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
五、不信任人
中国人不但不信任国家，也不信任社会与人，也不信任妻子，因妻子本来就属于他人，连有血缘的亲生子兄弟姊妹也不能信任。
毛~泽~东的极左政策时代流行着“毛主席比父母更亲密”的语言，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之砦的家族也被视为阶级之敌，儿子告发父亲的事频繁发生。刘少奇与林彪并非被政敌而是被儿子所密告的，一人死於狱中，另一人则在逃亡中死亡。
中国的谚语有“不可一个人进入庙里，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单独一个人进入庙里恐怕遇到可恶的庙公而被利用甚至被抢夺杀害也不一定。两个人一起窥井，有被对方推落井底的危险。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社会，要生存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兵法自然发达了。孙子说“兵为诡道”，即战争是诈欺之道。中国人的气质最大的特色也是“诈”，也有人说中国人是“诈之民”。父亲日常严格的教育儿子“不要受骗”。
战后，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诈欺行为而感到惊愕。伪遗留孤儿、伪难民、伪装结婚、伪造护照、伪造毕业证书、伪造电话卡……。为自己的利益任何东西都轻易伪造，的确使日本人无法想像。
今日世界上成为一大问题的是中国的伪商标制品。盗用知识财产权另当别论，就是药、烟、酒、食品等有害健康，甚至使人致死的也无所顾忌不断的模仿制造。中国政~府虽然发动“打假运动”的宣传活动企图革除伪商标制品却完全没效果。现在的中国，侵占公款、贿赂横行、诚为贪~污的天下，伪物的天国。无疑的，今日，中国也正在某地方制造伪商标品散发于世界各地。
以谎言巩固的互不信任的社会中，中国人由上至下相互欺骗。政~府透过舆论欺骗民众，民众面从腹背，伪装良民，将国家当做猎物。这样的中国人社会里，诈欺者暗跃，伪物滥是极为当然的事。

六、　土匪治国
罪者半数以上是中国人，新式的犯罪手段，即窃盗突变为强盗杀人的犯罪几乎出自中国人的手。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也在报纸上指摘其为史无前例的凶恶犯罪，某自卫队关系者感叹供给拘留在警察署的中国人的餐费比自卫官的餐费还要贵呢。
不仅日本，世界许多大都市都为了中国人偷渡入境的问题而伤透脑筋。令人难於相信的是一年中，中国人偷渡入境西伯利亚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蛇头一年间的收入总金额早就超过世界贩卖麻药所得的金额了。
中国人流出海外，被流入的社会均会发生大的变化。台~湾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其代表性的一例子。台~湾在战时中，因疏开而离家从来不会发生东西被偷的事。在台的四十万日本人被迫迁回日本，代之有二百万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忽然化为盗贼的国家。盗窃多到什么程度你看看高楼大厦的高层上也装了铁窗防盗就一清二楚了。那种特异的建筑群的景观是由盗贼对策而成的。台~湾有部分父母教育孩子说“看到中国人要把他当做盗贼看”。
一九九四年，在中国浙江省的千岛湖载有二十四人台~湾观光客的游览船在湖上遇到强盗，发生全部在船室内被烧杀的惨案。这是轰动台~湾的大事件。当时的中国政~府故意隐蔽其为强盗杀人事件。李登辉激怒的非难中国为“土匪国家”。
中国是属于土匪国家历史也有记载。清朝的乾隆帝时代，英国的通商使马卡特尼在『奉使记』中记载“沿道看到的以乞丐与盗贼最为明显”。
中华民国初期，有“无山没有贼，无湖没有匪的污名，盗贼的数目推计二千万人，超过军队的数目。当时上海与满州（东北）各都市的公共汽车最少有两人武装的军人同车警备，否则不能确保乘客的安全。现在也到处挂有叫大家注意“车匪路霸”的标志，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特色。九○年代，每年与匪贼枪击战而殉职的警官高达二千余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匪贼呢？结论为那是一种传统文化。基於“枪杆子里出政权”、“胜者为王，败者为扣”的历史法则，王朝末期，失去生活手段的人民化身为贼，不久即成为易性革命的原动力。易性性革命可说是将盗贼正当化的中国历史的原理。对西藏也罢、对台~湾也罢，均将这种强夺行为正当化，并与周边诸国的领土纷争不断。
持续增多的偷渡入境者使中国人的犯罪扩散世界各国，过去白人所恐惧的黄祸成为华祸，或许将愈来愈使讨厌中国的感情增加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