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货币价值变化认识上的层层迷雾源自旧理论评估体系的不完整。我们认为：在对货币升值全面评估该有的五种探索中，旧理论漏掉了至关重要的三种。尽管旧理论的这些错误成功地诱使许多国家一再追求货币保值升值，但历史教训还是表明：货币保值升值对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影响总是消极的，它们轻则阻碍经济发展，重则葬送国家政权。究其原因，乃在于货币保值升值违背了人的劳动愿望与交易愿望，是一种不利于交易主体的苛刻条件，主体的本能反应是：逃离或者停止交易，使其失效。因此，旧理论中有关货币升值的好处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幻象。
关键词：货币升值 “广场协议” 人民币 汇率 交易

一、 目前关于货币价值变化的评估体系极不完整，五种探索中漏掉了至关重要的三种探索无疑给货币价值变化带来了层层迷雾。
货币价值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目前判断影响优劣的依据主要是旧的货币定性理论，它们主要通过产品交换价格与货币交换价格的变化来判断货币的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进而判定这种变化对于今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好是坏，而对货币价值变化本身对人的影响以及人的行动本身对货币价值变化的影响则有所忽略。
事实上，单纯以产品交换价格及货币交换价格分析货币价值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很片面的，因为价格只是交易的一个条件，实际生活中，只有被人认同并据以采取行动的条件，才是最终对社会经济和人类幸福产生影响的条件。换一句话说，人们有对交易条件进行判断和行动的最终权力。故对货币升值的全面判断至少要包括三个关键环节与两种关键权力五种探索，简称“三节两权”。“三节”是：产品与产品之间交换价格变化环节、货币与货币之间交换价格的变化环节、人与货币之间交换价格即劳动价格变化环节；“两权”是：判断权与行动权。
五种探索中，后三种探索显得至关重要，因为“三节”的后一个环节是真正影响到人的幸福价值的判断的环节，而“两权”又决定了前两个环节所设的交易条件是否最终生效。换一句话说，目前我们在旧理论体系中得到的结论在实践中有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实际生活中，人们受客观条件与主观欲望的制约，早就以自己的行动阻止了这些结论变为现实。
二、 目前关于货币价值变化的评估体系成功地诱使多个国家的政府一再追求货币保值升值
目前的探索仅限于产品交换价格与货币交换价格两个环节：在产品交易分析框架中，人们认为货币升值有助于进口，而货币贬值有助于出口；在货币交易分析框架中，人们依据同样的理由认定货币升值有助于“热钱涌入”，而货币贬值有可能引发货币抛售，进而使一国金融体系崩溃。两个框架的最后结论是：由于进出口的相互抵消，货币价值波动要么毫无意义，要么由于货币升值会让人觉得政府稳健可信，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喜欢升值等原因，政府应该选择汇率稳定、货币保值升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这个评估体系产生的结论成功地诱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再追求货币保值升值，或者要求其他国家的货币保值升值。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 前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升值政策与措施；
2、 发达国家在经济波动时期防止货币贬值的种种举措；
3、 1985年，日本接受“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
4、 1995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接受邻国人民币保持稳定的要求，阻止人民币贬值；
5、 2003年日本鼓动国际社会迫使人民币升值。
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要走出旧货币理论制造的误区与幻想，以历史教训为依据反对货币升值。人类的几次实验结果表明：按照旧理论设计艰苦实践得到的“结果”与在旧理论体系期望的“结果”完全相反，任何一国的货币升值，不但直接损害该国的出口能力，而且直接损害该国的进口能力，进而拖累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发展 。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与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货币贬值为洪水猛兽，为了使本国货币保值升值，他们以最极端的刑罚手段处罚交易行为（投机倒把），以最严厉行政管制定死全国每一种物产的价格，甚至废弃货币的独立流通，粮票、布票、油票、配给券无奇不有 。终于，中国的币值由建国时的600:1上升到1976年的1.5:1。但是，币值上升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完全崩溃和彻底转型。同样，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升值实践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葬送了其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权。
发达国家在经济波动时期，主张货币保值最卖力的两位领导人是美国的胡佛和德国的布吕宁，但是，货币保值并没有给当时的美国与德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使政府和人民都无法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最后，胡佛与布吕宁政府一并倒台，胡佛被称为“无能总统”，布吕宁被称为“饥饿总理”。
1985年，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说服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但货币升值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反而出现了严重衰退，“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1995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应各国要求执行货币保值政策，但货币保值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首先是国内物价下降，生产萎缩，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最后不得不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其次，虽然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承认中国为制止恐慌作出了贡献，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一到具体经济利益上，都一齐指责中国的通货紧缩已经影响到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出口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可以说，2003年日本鼓动国际社会迫使人民币升值就是这一指责的延续以及1985年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说服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翻版。
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人心向善”这一基本假设，杜绝有罪推定。以此次日本鼓动国际社会迫使人民币升值为例，小部分人排日情绪化，将日本的行动斥之为反华阴谋，还有人将它看成是国际社会妒忌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都是一种“人性恶”的“有罪推定心理”在作怪。
实际上，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制造商连续三年经受着苦难。现在，美国的政治家和商人为所有的麻烦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民币” ，此次刺激国际社会提出人民币升值动议的基本原因是：美日出口不景气。其期望的结果是：中国不仅应该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更应该成为世界消费增长发动机。其想到的措施是：通过人民币升值增加中国的进口能力，并以此刺激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出口，造成世界经济景气的良好局面。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措施，原因很简单：货币升值刺激进口在旧理论体系里是完全可行的。其推导过程如下：人民币升值购买力增加 购买日美或其他国家产品的总量增加 刺激日美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 摆脱通货紧缩、世界经济不景气阴影。由此可见，臆想的国际反华势力并不存在，货币升值动议也不是出于嫉妒或者阴谋，它只是一种理论的延伸，一种思维定势的真实写照。当然，2003年行动的直接动因，还与人民币长期钉住美元尤其是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人民币保值增值政策，对保值增值的意义作了过高的宣传与估计有关。
《纽约时报》指出：“问题的关键是人民币的价值。北京采取的方法是让人民币钉住美圆。批评人士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人民币定价过低，低了将近40%。” “布什政府准备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压力” 。而日本财务相盐川8月26日也表示：“特定国家把汇率的设定偏重于美圆的做法不可取。日美两国将就此交换意见。” 并说：财务相盐川对此“胸有成竹”，“日美终于统一步调，决定对中国施加压力” 。显然，国际社会对此反映强烈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无论如何，让一个拥有13亿人力资源的人民币汇率钉住一个不足3亿人力资源的美圆汇率，不仅十分扎眼而且毫无理由（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已经着手此方面的改革）。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的情况是：全世界在如何缓解中国以及全世界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日本财长为代表，主张重复历史错误，让人民币升值；另一派以中国总理温加宝、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蒙代尔等为代表，主张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措施缓解通货紧缩压力。换一句说，旧理论体系里的真理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后者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成功，不但中国大受损害，而且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都会受到牵连有所减缓，日美经济和世界经济也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大受损害。
后者的理由何在？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世界性的历史使命。
三、 货币升值对国家和世界经济有害的理由在哪里？旧理论推测的好结果为什么会被实际情况否定？
历史经验与实践结论已经表明：货币升值无论对哪一个国家来说都不会有一个好结果。旧理论推测的货币升值有助于进口的好影响到哪里去了？要明了此中奥秘，还得从人们参与交易的愿望、对交易条件的判断权与交易决定权谈起。换一句话说就是：还得在旧理论的两种探索之外加上对后面三种关键因素的探索。
由于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在交易中赚得更多的货币，而通常情况下，人又具有完全的对交易条件选择权和交易是否发生的决定权这两个原因，货币升值“促进进口”的好影响在实际生活的三个环节中都被人的自主选择过滤掉了。
我们先看国内货币升值对人们劳动与闲暇的影响。货币升值这个交易条件，意味着人们的劳动产品和劳动必须以更低廉的价格卖出，货币升值了，人的劳动与劳动产品相应贬值，费力不讨好，人们只能获得很少的货币会使许多人选择闲暇，放弃劳动。放弃劳动的进一步影响是：经济下滑、收入降低，进而使消费降低，对外进口也会因此萎缩——国内货币升值使经济不景气直接拖累了世界经济。
在国际出口环节，货币升值带来的国内经济不景气直接削弱了一个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进而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最佳化受到影响，拖累了世界经济。
在国际货币进口环节，货币升值虽然会吸引部分热钱涌入，但热钱主要目的是赚取差价，最终会流出国外，而且是带动更多的货币流出国外，从而使一国货币更加稀缺；再看国外长期资金对货币升值的反应，货币升值迫使大部分产品廉价出卖，直接引发企业破产、停产、工人停工、消费指数降低，投资环境恶化最终会迫使长期投资转移阵地。
在国际货物进口环节，货币升值让交易相对人获得更少的货币，会使交易相对人选择缩减交易量或者取消交易，另觅买主，从而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国家财富与对外贸易总量，使经济衰退，对个人、国家与世界的发展造成伤害。
显然，旧理论的失误在于把人看成一种被动顺从一切交易条件的动物，即使是不利的交易条件，也不会引起交易增长的相对停滞或者交易量的减少。换一句说，旧的货币理论没有考虑不利交易条件对交易数量与质量的损害效应，错误地认为人们会继续对自己不利的与自己的期望值相违背的交易——以更多的劳动或者劳动产品换得更少的货币，从而完全违背了人们参与交易的动机与目的，成为典型的“空中楼阁”。再换一句话说，决定交易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交易条件，对人不利的交易条件是不会生效的，相关交易也是不会产生的，旧理论却没法看到。
综上，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如果让旧理论的推崇者走出理论桎梏，看到一个完全的社会，了解人的心理需求与交易决定权，立足历史事实，紧扣人的“判断权”与“行动权”不放松，是完全有可能说服他们摆脱旧货币理论的桎梏，放弃迫使人民币升值的错误举措的。最后这种结局才是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皆大欢喜的好结局。

作者简介：
李纪兵 男 1969年生 湖南洞口人 法学硕士 中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讲师 主要从事财税金融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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