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方面反腐倡廉要求抓典型、破大案，要严惩腐败分子，另一方面又要求加强对行贿的打击——很难办。由于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检察机关不得不重受贿而轻行贿。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检察机关依靠污点证人指证受贿人，而行贿人未受追究的案例。而官方对之的解释则语焉不详。这种“无奈之举”且不说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就是对于不同案件的行贿人来说，也造成了有的获罪、有的豁免之差别对待，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据说人大代表对行贿打击不力还相当不满，提议加强打击，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下文要求“两手打”。可惜，要重点打击受贿，就不可能重处行贿，不然谁来作证？证据要是容易收集还用得着对行贿人进行思想教育吗？人都是会趋利避害的，谁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往“火坑”里跳？加强打击行贿，受贿打击必然受影响，这是一个悖论，至少在现有条件下。

现行的“双打”政策并未收到“双丰收”的效果，有必要反思一下。既然打击行贿不利于打击受贿，那为何不放弃行贿而“单打”受贿呢？行贿和受贿作为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都具有社会危害性，相比较而言，受贿的危害显然大于行贿。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规定也重于行贿罪，可见立法者的价值取向还是偏向对行贿行为从轻处理。有所谓“行贿是受贿之源”的观点，不敢苟同。辨证唯物主义讲的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关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行贿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和国家廉政制度的侵犯只是外部作用，受贿者自甘堕落，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与金钱作交易，自身腐败变质才是犯罪发生的真正原因！不能把反腐的希望放在净化外部环境上，加强国家工作人员自身拒腐仿变的能力，严惩违法乱纪者从内部自律才是根本。有需要才会有市场，谁愿意把自己的钱送给别人花？正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律不严，而监管制度又不健全，才使得行贿风盛行。当前老百姓最痛恨官吏腐败莫过于贪污受贿，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不言而喻，应该狠狠打击的是受贿而非行贿。尽管行贿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为了有效地打击危害更大的受贿，我们必须有所放弃。“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与其“双打”造成“无打”，不如抓住受贿狠狠“单打”。

深究采取“单打”的缘由，乃是利益权衡和选择的结果。“双打”固然是完美的理想结果，但正因为其完美，因而也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而我们传统上则不仅习惯于追求完美，还习惯于实现完美；问题也就在这里，一旦认为结果不完美就倾向于全部否定之，似乎没有“遗憾也是美”的理念。按照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目标设计制度，运作起来又怎么不会出问题呢？力图把所有的犯罪都查获，必然是所有的犯罪都无法查获，因为物极必反。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则必然会自陷于尴尬境地。我们必须认识到，“双打”之完美结果固然值得追求，但不一定能够实现，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反过来讲，也是因为其在现实中不能实现完美，所以我们才在理想中孜孜以求。理想与现实必须要界分，这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我们要现实一点，学会利益选择，用必要的放弃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非不切实际的全面化。“双打”只能使行贿与受贿双方为了共同利益而联手抗拒侦查，结果是两罪都难以查处，岂不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