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里有个何九叔。他在敛尸时看出了蹊跷，但又怕西门庆，所以就没张扬。后来又想到武大有个兄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于是非常矛盾。老婆便教他，嘿嘿，你去弄点证据，等武二回来问起，交出来证明自己的诚实不就行了？如果没有问起的话，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何九叔于是茅塞顿开。最后，面对着武松的尖刀，他表现出了极为仔细的诚实。这里我们知道，自保是一般人的天性。在自己不是苦主的情况下，世上很少有东史郎这样的人肯站出来，废这么多周折来论证凶案；何九叔不是这样的人，满街知道奸杀案的人也都不是这样的人。上一次那个黑站的书记也是在最后才有勇气向社会披露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志刚和黄静案中的鉴定医生，或者教育局某个丢了体检表的人，也是出于本能的自保。当接到西门庆直接或见解的授命时，他们不得不昧着良心拿那十两银子。尽管他们可能痛苦，可能怨恨；但是，他们并没有气力挣扎；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自己挺身而出，正常的生活就都会毁掉。况且对这些何九叔来说，西门庆不仅仅是空武有力的流氓这么简单，他还可能是自己的手足，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且同时上面还有许多官员为他撑腰。或许因为“义”，或许因为“利”；何九叔们无法挣脱那张网；总是被自己的惰性所支配，避着眼睛做机器人。

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何九叔会揣着证据等候武松到来；等待武松来为他解脱心灵上的痛苦。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武松太难见到了；并且传统的武松为法律所不容。而西门一族一如既往得强大。因此，西门庆、王婆、潘金莲便可以在杀人焚尸以后开联欢会了。他们什么也不用怕，因为武大无钱无势，也不是什么大学生，他只是一个卖烧饼的小动物。多少罪恶，便在武松缺席的情况下被悄悄掩盖了。何九叔们最终也会麻木，麻木得加入西门家的欢会，享受十两银子与无忧无虑的喜悦。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黄静和孙志刚案中，媒体扮演了一个武松的角色。媒体的努力使得黄静案至少受到了关注，至少使西门庆等一大伙嫌疑犯开不成联欢会了。而在孙志刚案中，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那伙人可能连联欢会也不屑开，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太平常了。媒体的怀疑使恶人为之惧怕，尽管它所作的仅仅是怀疑，但它的怀疑展示了社会的力量，使恶人处于公共目光无所不在的规训之下。其场景正如让对象处在一个透明的房间里，使他的房间变成一个舞台；而舞台的另一面是不可见的监视台，被监视对象永远看不见那里面有过什么人。或许恶人依然死死捏着手中的罪证，但社会和媒体却没有办法去撬开他的手；然而，他必将向大家扮演一系列的流汗、惊惶，或力不从心的嘶吼； 这已经是一种惩罚和教育。或许，到了他真正破绽百出的时候，他的老板也会看不下去，只好狠狠心把他给踢掉的。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扬家丑”，既然“丑”已成事实了，为了避免丑上加丑，该坚决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坚决的。

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媒体并不是武松。它只是善良的路人甲乙丙丁；而不是与西门庆相生相克的对手。他所能帮助的仅仅只是特例或典型。真正的武松只能是与强者朝夕相伴的人。尽管他并不将对象置于大众的目光之下；但由于参加、甚至掌握对象运作的每一道工序的缘故，他应当能使大部分的恶在发生之前便被扼杀掉，在发生了细微的恶之后便将其清除掉。而我们更多得必须把目光投向一切发生之前，创造传奇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根据西方经验，我们老调重弹，把对武松的希望寄托到我们的司法机关身上。它应当以武松的身份加入了侦察、起诉阶段。他们是日常性的、经常性的武松；永远没有出差并给西门庆以机会的时候。他们应当公正，并以控制强者的方式来实现均衡的公正（这也是我之所以称他为武松的缘故），为每一位无钱无势的武大来出头是他的职责所在。实际上，这个武松是公力分裂后的产物：一边还是警察，而另一边却是公力打造的武松。

实际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职务的约束下，这种新的权力不得已要与行政权对抗，形成自己的职业伦理，展现自己的力量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撑这个“武松”的不是仇恨或正义感这么简单。但请注意，这种权力是经常性的、持续的、直接的规训；将把行政权慢慢训练得更为谨慎。同时它也是对人民心理的规训，它使何九叔们由于新的直接后果而产生新的惧怕，这种惧怕也将减轻其“讲真话”的压力，使行政权的仇恨转移到制度身上而淡化。在黄静案中，为什么教育局的人“敢”把黄静的健康表给弄丢？ 但如果有一个武松拿着匕首站在教育局的何九叔身后，谁还愿意忍受那几两银子和恶人的胁迫所带来的痛苦？

然而很可惜，在这些警察权的行使程序中，我们很难见到其他主体的参与。即使是在刑事案件中，中国的侦察权受到的外部控制也是非常弱的，除了逮捕以外，基本上不受外部控制，全部由内部机关流水作业；侦察手段灵活多样。在行政违法案件中，我们更是难以看到其他主体的参与。没有这些经常性的，将警察权对象化的规讯，警察的肉体必然是不羁的。产生西门庆在所难免，何九叔的缄默更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