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a-review.com/everyday/everyday-65.htm
对这件事情，我并非十分了解。但如果真的按照文中相关报导的情况来看，确实是无法对该法官进行查处的。正如萧瀚所说，没有相应的人证和物证来证明该法官具有接受请客的违法事实，这个决定本身是不合法的。

曾听一些学者和老师说，有因回避是中国轻程序、重实体的表现，这种表现使得实践中的操作标准主要侧重于实体，从而大大降低了统一性与可操作性。比如回避理由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受案法官接受当事人的请客送礼，当事人另一方可以作为申请回避的理由。但是，到底有没有接受请客送礼是非常难以认定的，即使去进行调查所要花费的精力是非常大的；同时，这个调查过程对法官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再次，如果能认定，那又何止回避这么简单？这似乎过分超出这个小程序本身的意义了。

因此，许多学者希望能建立一种“无因回避”，因为什么样是“利害关系”，是否接受请客吃饭总是极难证明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楚的。

在本案中，当事人“一不做，二不休”，不诉诸回避制度（起码在这里没有看到），干脆采取把法官直接拉下来的路线。而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也励精图治，希望响应最高院，轰轰烈烈打一场漂亮仗（在大问题上，本人已经倾向于对人进行最好的推定）。

由于这些事实确实难以证明，法院就要走这样一条曲折路线了，即以民主赌事实。从最高院的“为了堵塞法官队伍管理在‘有实无据’情况下，无法对违纪干警进行处治的漏洞，他们在2003年初推出了‘对群众不信任法院干警进行弹劾’的制度”，到磐石市法院的具体做法。他们都把“实”与“据”给分开来了，其媒介便是“民主”（注：萧瀚对此有很多论证，这里不予重复）。

苏力在《制度改革的逻辑错位》一文的末端中对最高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作出大量的违宪性和违法性的分析（http://www.law-thinker.com/detail.asp?id=788），这条规定在许多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法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而这条规定以及相应做法却创造出一个非权力机关的“弹劾委员会”。这种超常的权力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就贸然登台，起码是对法官法第十一条的违背（法官职务的任免，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办理）。当然，这些姑且不论。

前面已经提到，最高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腐败“有实无据”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正如陈瑞华先生曾在浙大讲过：“刑讯逼供在实践中更多的是避免冤假错案”，更不要说，在司法过程中，要基本判断事实的存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容易的（“做贼心虚”或“五听”的理论非常有实质合理性），难就难在取证之上。然而，用“是否会冤假错案”来决定刑讯逼供的合理性是一种传统的实质正义思路；同理，把“实”树立到一个比“据”更高的地位之上时也是一种无视程序的思路。我们的法治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之治，“有错必纠”只能限定在既定程序的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把法律和程序本身异化为一种目的，而不是根据个案的合宜性来当作可用可藏的工具。 最高院的规定本身在形式上就是一种违反既定立法程序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使要立，它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其实体内容又是对取证程序要求的破坏。

当然，出现了事实总归要寻求解决方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合理的方法，并且在法律中给它寻找或树立一个既定的“名分”来取得正统性。比如取证的问题，未必要通过刑讯逼供，不如主要用“坦白从宽”的传统政策来解决，还可以考虑引入“控辩交易”等程序机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本来就有“便宜主义”的基本精神的，比如明文的“不起诉制度”；何不就把它发扬一下来解决“实”与“据”的矛盾呢？在本文所要通论的问题中，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功能可替代性做法来替换“用民主赌事实”的做法。比如我们可以把“无因回避”引入制度建设中，当一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请求以后，法官就必须回避，而不用再从实体上来认定他是否具有“接受请客吃饭”的事实了。

这里我简单论述一下我的理由。我的理论基点在于：必须关注手段之于目的的比例性，而不能为了实质正义而不择手段。在本案中，那位法官仅仅是被怀疑为具有“接受请客吃饭”（而非具有重大受贿的嫌疑）的事实，而且实践中这样的事情是相当频繁的。在法官之外，基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几个没有至少接受过小额礼品或宴请的？如果要追究，至少累计起来足以在让他们统统丢掉饭碗。我们的法律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应然“，并用这些“应然”以及规训力量来将不可欲现象降到最少，或在程度上降到最低（不可能是灭绝）。因此，我们对腐败现象的控制就不能象该院的做法那样，轰轰烈烈处理掉一个，打一场漂亮站，然后杀一儆百。这是一种炫耀式的权力，试图给外界以“清正廉洁”的印象。但我们扪心自问，这样做能够查处几个？由于它无法具有经常性，权力的力量就在这么一场奢侈的仪式中被耗尽（或延续到整个的“风头”期）了。因此，还是那些轻微的，但具有经常性的规训力量来得有效。比如，当当事人知道一个法官具有接受另一方当事人“请客送礼”的“实”时，他申请让这个法官回避。尽管我们提议的是“无因”，但当这个法官被排除在审判之外时，这无疑也是对他的一种轻微规训。他的一切看似没有被影响，但至少心理上的影响却未必。这种影响会使得他变得更谨慎，使他的肉体变得更加驯服。试想，当一个法官屡次被要求回避，他的名望和前途所受到的影响是何等之大？当然，一个当事人也总是不会无缘无故得要求一个法官进行回避。因为他的命运是掌握在这个群体手中的，因此他的要求必然也是谨慎的。即使有“不谨慎”的当事人，也不会老是让某个法官碰见的，更何况这种“不谨慎”的作风很容易被接班的同僚看出，所以也不会对法官的名誉有太大影响的。因此，这种制度是可行的。当然，当法官收受重大贿赂时就不能用“回避”来代替了，“回避”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韬光养锐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