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你们买一我再送一，再传一下科恩(J.A.Cohen)教授（由于科学science就是“赛”，因此，以下简称为赛先生）。 赛先生被称作“中国法的教父”，原在哈佛任教，现在纽约大学。他的讲话是用英文讲的，但后来的回答问题大多用中文，明天他还有一场中文的报告。 他的讲话我也作了笔记，还是站在老位置记的，他的讲话更加好懂（原因之一是，他总用中文来解释疑难词语）。题目是“WTO与中国法律制度”，他所讲的内容我们也大多耳熟能详（就算给我懒得打字和翻译找一个借口吧，尽管我主观是这么认为的），这里的介绍就更加简单了，当然，他的讲话时间也比较短。赛先生先是讲了一些中国法制改革的沿革。讲到，一开始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外资，不得不加强立法来保护外商利益，这样便推动了保护人权的立法。邓公南巡之后，全方位的商品经济市场迫切要求着立法的进步。而现在，WTO是中国法进步的一大强心剂，当然，即使中国不加入WTO,为了繁荣经济，法律脚步也是必须跟上的，因为有一大堆附带的社会问题需要被解决。WTO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呢？当然，这不是中国被强加的，而是中国自愿接受的。1。必须具有透明度。所有规则和法律（其实我认为，可能还包括行政信息）都应当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包括网络和新闻加以公开，而不仅仅是政府公报。这对外国人来说非常重要，有的中国人认为这些是内部文件，不肯对我们透露。多年以前，我们只能在指定地点查阅一点点，而且不能做笔记。不过现在在杭州和上海，政府作到了这一点，这非常好。2。政府执法公正，不歧视外国人——你们有很长的地方保护主义传统，然而，你们完全可以健全一些制度加以改善——比如听证制度（科先生真是在下的知音啊）。另外，国有企业也不应当有特权。3。司法审查（这是他演讲的重点）。这个问题贺老师比他研究得深入多了，因此没有必要罗嗦。不过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抽象法律行为的可诉性，而中国却一反国际惯例。另外，他还提到，中国法院还没有权利执行WTO法规（司法部门里朝野上下大居然为欣慰，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相关知识，这需要你们学生来在将来慢慢改变），必须在政府和人大的旨意下行事。1979年，如果有人说，为了人权而立法，他被给予的回答是：“老兄，忘掉它吧”。但若是为了增进外商投资的话，那就OK了......赛先生还就国外改革成功典范对中国提出了展望，指出中国司法的问题（不独立，不中立和偏袒）所在是法院地位的低下和法官伦理体系的不健全。对后者，他建议我们借鉴新加坡的法官高薪制度，“中国完全可以更有创意得花钱。”他并且指出司法权天然的“弱”，在美国，如果总统对首席大法官说：“你的决定很好，你自己去做吧”，这样的司法独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司法权更加弱的情况下——必须在各方面给予尊重和支持。这场演讲最有意思的内容在于他所讲述的一个故事：当年美国就是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国刚刚经过文革，没有人权，因此不值得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只能在有所改变的时候才考虑建交问题。二是认为，中国人根本不懂人权，只要有钱赚，何必多管闲事。这让本人想起了高中的政治历史课本，不同动机在他人心中的反射是如此变异！而赛先生持第三种意见——这个意见和德先生是一样的。人都是差不多的，认识不同是因为缺少交流，无论如何，人权的发展方向是共同的。在接受提问的时候，赛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其实WTO规则是很清楚的，关键是中国是否下定决心去接受，只要接受。另外，关于司法审查，他还肯定了台湾的“大法官会议”，指出中国有很多例子可以借鉴，有很多路通向genuine（窃以为，这个词不但包括客观效果上的“真正”，还包括主观上的诚恳与“真心”，正如我们常说genuine love一样）司法审查，正如条条大路通社会主义一样。最后在被授予honourable professor的时候，科先生还坦荡得指出：“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honourable professor 和consulting professor在你们的所指中是一样的，然而，它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前者不用做事，因此，很多人很高兴被授予这样的头衔。但我希望成为你们的consulting professor, 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掌声雷动自是不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