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法治、力量多元和无偏袒的最终权威，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力量多元的背后是价值的多元的要求，以及对价值多元的维系。根据菲尼斯的实践理性的要求，我们不应当偏爱任何一种价值，否则意味着不正义，并且只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动荡。其实价值的多元的另一个表述就是平等和自由——因为自由本质上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得到承认和容忍，最低要求是不允许干涉。另一方面多元的“多”则体现着平等。 它还可以表述为正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得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

于是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来使这些价值的代表者或追求者有其保存自身的力量，相互抗衡从而不至于牺牲任何一种价值。
那么中国是否已经有了价值的多元的基础呢？当然有。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多元的价值需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各自的理想和追求；我们也有许多健在的资本家，还有许许多多一如既往的农民，以及新兴的工人阶级。尽管那时的多元价值需要被深深压抑着，但毕竟还是存在的。而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多元价值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更是迫在眉睫了。我们知道，根据社会连带学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处于一种机械连带关系。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中华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分工，整个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同质的价值基础上的（叫它“喂猪理论”也不为过），强烈的社会约束（比如刑约等于法），以及对传统的忠诚之上的。然而在今天，广泛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上的。这个相互依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不但有共同的思想、愿望和需要，但同时又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愿望和需要。这些不同的主观因素一方面使得人们能够生产不同的产品，使人们得以相互交换；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彼此之间学会了宽容（因为各自都要有自己的个性得到发挥，因此必须对等得对待其他人），正如哈特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们并不是把自己或他人看作诸多时候会以有害的方式活动的个体，因此必须防止或改变某些活动。相反，人们尽量解释互相的行为（为其他人开脱，理解他人），如果我们（如法律）放弃这些解释，那么它就把人看作是手段，即为了实现一定所谓的集体意志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了”。 价值多元和自由无论是从功利角度看，还是从伦理角度看都是可欲的。

二
权威（力量）的多元性可以从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说起。在此以前，柏拉图认为各种政体（如民主、贵族、君主）都只会追求单一的价值，因此起先他认为只有贤人政体才能综合各种价值而不导致偏执，在《政治家篇》中他又把是否有依靠法律的治理区分了六种政体。亚里士多德则根据是否以共同利益为目标把政体分为六种。但无论是法律还是善德，本身都是无法自力支撑起一个多价值的社会的，两位圣人的理论都缺少了必要的可操作性。直到西塞罗才发展出来政体多元的理论，这是一种国家职能多元的理论，即把不同的国家职能交给不同性质的机关来行使，同时重视民主的价值，他说：“除非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无比强大，否则不可能有民主可言。他认为，这样一种制度避免了单一政体对价值追求的偏执性（如贵族政体排斥民主，而民主政体体现不出人的差别），并且更加稳定。因为各种要求与原本单一的价值可以得到综合从而得到公平性，并且可以用一种力量的均衡来实现政权的稳定性。在混合政体中，每种因素都稳定得处于自己的位置，因而无从崩溃和毁灭。所以，混合政体具有保存自己的固有力量。
　　
　　 洛克、孟德斯鸠和汉密尔顿等人的三权分立说是多元说在近代的发展。在三权分立说之外，孟德斯鸠还提出派别的多元，他认为，尽管人类崇尚自由，憎恶残暴，然而大多数的人民却还是屈从于专制政体，这是不难理解的。要形成一个宽和的政体，就必须联合各种派别力量，对其加以规范和调节，使其各有作为，就是说给他们某种负荷，使其能够与另一种权力产生抗衡。这是立法中的一个经典之作，极少是偶发奇想和仅凭谨慎所能成就的。而专制政体恰恰相反，就是说，它的一切似乎都是一目了然，一切都是千篇一律的。
　　
　　 到了马里旦那里，多元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核心思想是国家工具主义与主权虚无论。马里旦超越了孟德斯鸠“一切权力都会使用到它的尽头，这是一个万古不易的规律”中对国家权力的分立，把国家权力这一整体界定为多元政治社会中的一元（其他还有如工党、教会等自律的社会组织）。他认为，强有力的东西总是会试图超越自己强力的范围，国家也就会视自己为整个社会，并把一种独特的共同福利据为己有，君主主权和国家主权说都促成了这种国家观的形成。 国家工具主义带出了他的主权虚无主义。因为，如果主权属于国家，那么对内而言就没有一个东西能与实体化了的国家相抗衡。只能靠国家机关内部的制约来实现一种多元的政治安全，而在马里旦眼里，这是不够的。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的多元不但包括国家权力的多元，政治社会的多元。在国家形式上也是这样，比如联邦制，汉密尔顿认为，必须用联邦制来为人民的利益再设一道屏障，并且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不当侵犯。而实际上，任何多元都是为了防止个人的自由（包括利益）受到不正当强权的干扰。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是指有安全或至少相信有安全（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权利）。政治自由是公民个人所无法取得的，必须靠一种政治制度来保证。这样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这样的政府必须要有公权力的支持来实现公民之间的平等，然而权力本身却异化成另一种对公民自由的威胁 。因此就需要分权来保证公权力的安全。因此，个人自由是一切多元的根源，个人权利是所有多元中最基本的一元。正如罗尔斯指出，一个人或多或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就需要一些正义原则来建立一个合作体系。而力量的多元则可以被称之为“程序的正义原则”。力量的多元维系着法治的可能，而法治又维系着力量的多元。而一切最终又是为了平等和自由、或正义，或价值的多元。

后记：
以往我们对多元观更多的是侧重于价值的多元，价值观的多元。然而，本文却着力于强调力量的多元。这能使我们看清楚很多事，比如政府与人民的互控关系。我们必须要在力量上为其达到均衡，才能使管理的价值与民主等价值在实然上得到兼容。季卫东先生的“自由贵族阶层论”是其中的一个技术性方法，当然，它也是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独立理论的一个部分。

前文已经论述过多元要用法律来达到兼容。然而，尽管人民同样得拥有法律上的权利能力，但实际上他们必须要有律师阶层来延伸他们“法律上”的行为能力。从而使个人之间，特别是个人与国家之间能够实现一种力量的平等。为了使这种力量的平等成为可能，法律与法律职业阶层必须是超然于国家政治之外的事物（这意味着对这种超然的力量的肯定，超然也意味着前文中所说的正义，与无偏袒的权威），他即可以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法律支持，更是要为（凝聚）民间意志和利益提供力量。还可以为其他不同的价值提供力量的支持。这样便使得各种价值不至于被偏执的强力所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