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神话传说,echo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影子,不吃不喝不离开,一直到死;死后变成回声,只重复自己。多少年过去,我的故事由隐蔽到公开,里面的当事人反感者有之,提议修改者有之;读者猜测者有之,漫骂者有之,赞许者有之;夜深人静时,唯一不变的,还是自己那颗被自己故事感动的心。所以,尽管中途作过修改,今天的我依旧喜欢她最初的样子。今天登出来,不求别的,只求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恋能够如神话般不吃不喝不离开,在万千繁华中憔萎到死。 特别报告——我的故事
其实,我不希望自己有故事
“ 其实,我不希望自己有故事,因为我要的故事太美丽,但凡美丽的故事,必定都带了欢乐和忧伤握手的印记。而其中,也深藏永恒岁月难以释清的神秘暗语,那样的故事太将人牵累。
我也不希望自己有年华过后拂手遗留的字迹,虽然岁月数度在心灵上划上一道一道忧伤的痕迹”……
从1997年3月起我拥有了故事,尽管我一直很欣赏这首诗恬淡无为的意境,我的故事还是如同我的出生一样突如其来。在这个故事之中,我似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亮丽的星座,成为“星长”,成为“世界之父”,或者如朋友们所言,我是“国父”……
但在这个故事之外,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出生在一个民办教师之家,父亲在临退休前二年才转正。小时候的我深受反帝教育的影响,同那个年代的许多小孩一样拥有当今小孩所不能想象的无穷无尽的超越美国的期待。即便所有这些心比天高的期待与无奈,都会因为年少而飘渺……
当时感受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快感的最直接的途径,莫过于看一些上甘岭之类的战斗片,读一读《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文章。但这个毕竟不是自己所做的事情,因此除了通过这个途径感受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快感之外,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读书,考上一流的大学。大概是十岁左右,姐姐借来了少年大学生的书,我觉得我应该考上北京大学。虽然我从未奢望有惊世的伤痛与浮华,我幼小的理想还是遭受了中国教育体制变动带给我们那一代人的前所未有的重创。
我读书的成绩极好,读初中时,校长每次开全校师生会,总是把“十八班的李纪兵”念成顺口溜,怕我冻着,校长每天专门为我生火,当我的成绩已经成为学校的荣耀时,我似懂非懂的接受了另外一种角色。于是,在一种畸形教育体制,畸形口号宣传——“将最优秀的人才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下面,幼小的理想遭受重创已经不可避免。为了学校荣誉,为了能够早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为了从事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我极好的学习成绩以及学校敲锣打鼓一样的表扬,将我从初中送到了中等师范学校,再送到了我家对门的乡村小学……
从那以后,我只感受痛苦,不再谈理想和超越美帝国主义……
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感受最多的是农民小孩交不起学费的烦恼。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包干制,家长不交学费,最后的帐都会算到教师的头上。在小学一呆就是四年,许多学生一直都没有把我垫付的学费还给我,最优秀的人才最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所做的贡献就是:若干年以后,有一个学生考上专科。
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一个活泼爱动的我从此以后变得沉默寡言。以前,我的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弟妹,因为他们喜欢听我讲神奇而深远的神话故事,讲中国超越美国的种种期待。考上师范以后,一切都不复存在。
再后来,我已经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把自己4年工作积攒下来的钱全部用于调动工作,终于我到了一个高中,担任他们的教务员。每天八小时的坐班制,感受原本是同类的教师的揶揄,我那时最大的理想是变成教师,能够再上讲台讲课。然而,对于我的这个理想,校长找了一大堆理由拒绝,尽管我取得了应该取得的文凭,但我最原始的文凭是中等师范,在一个中学也就成了最低的文凭。同事们将文凭比来比去,最后总是伤害了我。
时过境迁,当年成绩最优秀的我,现在成了许多人取笑的对象。而在八年以前,这些取笑别人的人是考高中都要考几次的败军之将……我再一次陷入深度沉默。
在中学呆了2年,我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点,我甚至找到一家极小的工厂,去替他们管帐……
有人说,命运总是公平的。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一个机会终于落到我的头上,教育学院招收专升本学员,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到湖南省最高分,暂时脱离了那个让我失落又让我起飞的中学。
在教育学院,我的灵魂再一次回归,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大的机会:我可以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儿时的梦想让我不假思索地报考北大,我想:要考就考北大,考不上就死了这条心,从此不再读书。也许我天生就是考试的料,也许我完全就是依靠自己的愚笨与快速接受能力,比如:作政治模拟试题时,我看到一个很新奇的观点——“物是感觉的复合”,我就从图书馆把所能找到的西方哲学的书翻个够。
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不仅如愿考上北大,而且过了几道人生最重要的关口:英语由原先的初中水平过了六级,律师考试顺利通过,政治本科成绩优秀。然而,我还是丢了一个机会,当初答应录取我的北大,最后没有录取我。
2年的成功让我有些乐观,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3年以后我一定能够考上北大的博士。我给自己定了目标,就近读一个好的专业,再考北大博士,然后在北大成家,实现我的梦想。
在财经学院我选择了经济法,一切都按着预定的轨迹进行着。但谁也不会想到命运的安排就是:最平静的日子往往就是风起云涌的前兆……
平地三尺起风浪,当我集中所有的精力考博士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人类社会最大的障碍——经济危机竟然可以通过一个证券市场完全消解,“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的共产主义理想竟然没有必要通过改造所有制,甚至没有必要通过改变任何东西,而只需要在现实社会中加上一个理想的证券制度,就完全可以实现……
当时的激动无法言表,整个大脑都处在一种宇宙大爆炸之中,因为:她意味着中国超越美国已经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伸手可及的现实,它也意味着世界从此趋同,人类从此摆脱愚昧,进入天堂。
每一个天堂的背后都有一个天大的误区,当时我坠入的最大的误区就是:这个东西是怎样落入我的头脑的,她对我又意味着什么?我把自己的经历甚至久远的传说都联系起来,一遍一遍检索,一年前所作的一个梦极大的震撼了我。
那个梦当时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现在它却是那样地清晰,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这个梦做了寓示……于是,我的故事从此不可避免,不管我是否喜欢自己有故事!
我的梦
那是进入财经学院第二期所作的一个梦,梦中我在一条路上行走,泥泞深及腿肚,步履维艰,天黑压压的沉下来,似乎想吞没孤单弱小的我……后来,我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梯子,顺着梯子爬到了上面,原来上面正在举行一个音乐会,我的同学王飞跃正在那里等着我,唱歌者也是师范的一个同学,但好像已经改了名字,叫邓丽君……场面很热闹,我七拐八拐上楼后,看到场内有一个最好的位置(据说是省长的位置)没人坐,我想既然空着,不如我先坐一坐,我就坐在上面看表演……戏散场时,表演者对我产生了感情,我想留下她的地址,她为一种外部力量所左右,不由自主地朝前飞奔,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追赶也只能看着她离我而去……我怏怏不乐地下来,到了江潭(我的家乡)一个三岔路口,突然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掉在马路上了,我正要去捡,一辆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我异常焦急,因为那个东西似乎非常容易破碎……汽车过完后,又有很多狼狗、军队结队而过,似乎在追捕什么,似乎又在执行任务,我没有办法,只能趴在地上躲避……军队过完以后,一切风平浪静,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了那个东西竟然。完好无损……再后来,我就回到自己教书的栗家小学,地上刚刚发过大洪水,教室的锁锈迹斑斑,拧开锁,里面的桌椅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我把它们一一整好,回了家……在家里,我打开电视机,竟然看到自己使尽全身力气跟不上的女孩出现在电视里,主持节目的她给大家出了一个对联:“he(他)真学生所学”要求对一个中英结合的下联,(she、她的意思也要双关进去)很多人都对不上。我绞尽脑汁,对了一个下联“唯(we )孔夫子是问”。
然后就醒了。
我的故事
“我是谁,来这个世界干什么?”一直都是每一个人不能确切回答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上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与神话传说,也产生了外星人的遐想,还有生物进化论给予我们的种种回答。
我的故事是从1997年3月开始的。1997年3月的一天,我看完博士考试的最后一门课程《证券法律制度研究》。这是一本写得极好的书,其中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理论以及科斯的几个定理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把证券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公司法律制度的变革结合起来,得到两种制度在历史中不断变迁的轨迹,然后象作几何直线一样把这些特征继续往前延伸,得到更加先进的公司法律制度和证券法律制度。然后,我再回过头来探讨在这种先进的公司法律制度与证券法律制度下面,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我万分惊愕地发现:经济危机消失了,社会在现有条件下实现了原本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理想。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深切地知道它无与伦比的社会意义。它意味着“共产主义”可以在现阶段实现,意味着中国可以彻底洗雪民族耻辱,在很短的时间里完全超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
1997年是国有资产大改变的一年,许多学者用“分离崩析”来形容为旧理论所推崇、视为国家和民族命根子的国家所有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能有如此重大的发现,意义当然非同小可。在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文不加点地写完这个发现以后,非但不觉丝毫疲惫反而无法自已的思绪又让我浮想联翩,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对我说:写一首诗记载这件事吧……
一开始我以诗言志,这样写道:
鲲鹏展翅上九霄,天马行空诉寂寥。
吾侪齐把担来挑,誓使神州胜琼瑶。
完了以后,还是意犹未尽,因为当时我正在进行一场我不能控制的初恋,虽然我一直给自己下了硬指标、死命令,虽然自己从未奢望如梦如幻的佳人点缀数十年寒窗,照彻千万年的阴霾与尘埃…… 我还是在进入财院的第二期开始了一场我完全不能控制的初恋。当时,我们之间有很深的误会,彼此之间的伤害似乎无法用语言来消除,而我马上就要到北京考试……虽然我希望她能够理解我,但是我知道:她根本不可能去送我,我想起我们之间的争议,以及毛泽东与杨开慧“凄厉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故事;想起自己的遭遇、抱负和志向,想起民族的繁荣、昌盛与理想;想起普天同庆、万世太平的荣耀,以及我的理论为社会接受以后,两人的恩爱与和美,我想把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连起来镶嵌在诗歌里面作纪念,于是又写:
鲲鹏展翅上九霄,天马行空诉寂寥。
纪兵今冲红强去,咏雪凌云暮至朝。
巍巍昆仑仍带泪,滚滚长江几时啸?
吾侪齐把担来挑,誓使神州胜琼瑶。
其中的纪兵是我,红强是她,咏雪凌云取“才子凌云,佳人咏雪”的反对。写完以后觉得太儿女情长,而且很不雅观,于是采用谐音的方法将“纪兵今冲红强去,咏雪凌云暮至朝”中的关键信息隐去,并加上赴京赶考的按语,和“北京行”的题目,变成如下的模样:
北京行
(97年3月赴京赶考,望穿秋水,未得伊人笑靥,但余“凄凄笛转,难诉天地苦情;
茕茕影徊,不舍民族命运”悲苦。感叹良久,占七律一首,声断处,气遏云鹤……)
鲲鹏展翅上九霄,天马行空诉寂寥。
疾奔径冲红墙去,咏雪凌云莫自骄。
巍巍昆仑仍带泪,滚滚长江几时啸?
吾侪齐把担来挑,誓使神州胜琼瑶。
也许,命运的隐语谁也猜不透,当我继续品味这首隐去了各自姓名、可以堂而皇之面对社会的新作时,我又被埋于命运的另一条隐语:“疾奔径冲红墙去”,“红墙”意味着什么?显然,它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圣地——北京、天安门、故宫的红墙。
尼采似乎说过:人是权力的动物。虽然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做官的想法,我的父亲也一直奉行“与世无争”的生活准则,并且一直告诫我:“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我还是被“红墙”这两个字眼激烈地震撼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理论马上会得到北京最高首脑的首肯,北京的国家领导人马上会召集我去处理国家大事,我的理想,中华民族的梦想马上就会实现?
天哪天,难道你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我预示你给我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吗?我辗转反复,夜不成眠。
由于“红墙”这个名字的缘故,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我一年前做的梦。正如前面所说,我到财院有一个强烈的目标,考北京大学的博士,并且只能在考上博士以后再谈恋爱。但就是这个曾红强让我不能左右自己,最后,我只好对自己说:今天晚上,就让她入梦吧。也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让我从今以后拥有无穷故事的梦。
于是,我开始回忆起那个奇怪的梦所给予我的种种暗示……
解梦
“泥泞深及腿肚,步履维艰,天黑压压的”说明我命途多舛……
“我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梯子,顺着梯子爬到了上面……”说明我会发现“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理论。“两重天”,“上面那一重天”表示的是“天堂”……“共产主义”也是天堂,我“顺着梯子爬到了上面”预示着我会发现理想社会的奥秘,写出“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理论。
“我七拐八拐,看到场内有一个最好的位置(据说是省长的位置)没人坐,我想既然空着,不如我先坐一坐,我就坐在上面看表演……”说明我有可能当上“星长”。在我们的方言里,“省长”与“星长”的读音没有多少差别。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全球一体的,地球是一颗行星,“共产主义社会”“最好的位置”——“省长”实际上并不是“省长”,而是“星长”。“星长”的提法还预示着外星的存在,一个星长必须同其民众一道与其他星球沟通。梦也有可能是外星文明给地球文明的启示。说一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当官的想法,“粪土当年万户侯”以前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因此,当时做梦以后,我对自己是否能当上省长没有任何兴趣。但是,如果要当“星长”,那才真正是责任重大,整个地球都系于一身,责任能够不重大?
“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也只能看着她离我而去”预示着我与曾红强的爱情没有结果……
“我怏怏不乐地下来,到了我们家乡的一个三岔路口,突然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掉了,当我正要去找时,一辆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我异常焦急,因为那个东西似乎非常容易破碎……”意味着我会有一段非常痛苦和焦灼的时期,而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第六个画面趴在地上躲避……
“我回到自己教书的地方,发现教室的锁锈迹斑斑,地上好像是刚刚发了一次大洪水,桌子椅子被冲得七零八落,我把它们一一整好,回了家……在家里,我打开电视机,竟然看到自己使尽全身力气跟不上的女孩正在电视里主持节目,她给大家出了一个对联:“he(他)真学生所学”要求对一个中英结合的下联,很多人都对不上,我绞尽脑汁,对了一个下联“唯(we )孔夫子是问”。”预示着:我们必须对教育进行大的改革,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与孔夫子要重新评价。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未名湖结义
这个奇怪的梦,尤其是那个有关“红墙”的推断,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不动声色地处理它,我必须需要我的家人有所准备,但是我又不能向他们讲明发生了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如果将这种奇怪的事情告诉家里人,只能使他们产生深深的担心。最后,我给我姐姐和姐夫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有可能去实现一个梦想,也有可能长时期不会回家,甚至有可能失去联络,请他们不要担心,照顾好父母,自己保重好自己。而对父母,我没有透露一个词,因为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我不想让他们收到任何冲击。后来,听我姐姐说:她一接到我这封奇怪的信就哭了,她认为我肯定是疯了。
我那时候也确实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但从梦的角度来看,此行确实不普通。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把所有该烧的东西都烧了,该保存的东西也托付给最可信的朋友保存起来,万一我死了,没有回来,一切都会有条不紊地运作。
我到了北大,在参加考试之前,我向我的同学提出结义的建议,并说我要在结义以后告诉他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他叫王飞跃,也就是我在天堂遇到的第一个人,当时他在北京大学读刑法学研究生。我们跑到未名湖畔,举行了结义仪式,在那棵歪脖子松树下,我们起了三句誓言:不背叛共产主义,不背叛祖国,不背叛彼此。然后,我向他解释了我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
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我整日整日处在异常的亢奋之中,到处拜访名家,复印文章,向全国各地发送,我的兄弟则整日整日担心我是否会出问题。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感谢我患难与共的兄弟,被这个所谓的几千年一遇的大发现冲击最大的两个人,除了我,就是我的兄弟,其次才是我的家人,再其次才是全国的学术名家和我众多的朋友。
谢谢您了,好兄弟!谢谢您们了,所有关爱和垂护我的老师朋友们!!
博士考试终于考完,我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我的兄弟说:你不是说你会当皇帝吗?我对这个说法非常反感,现代社会怎么还有皇帝?不过后来一想,“星长”和皇帝一样,都是最高行政长官,“皇帝”则是最高行政长官的一种通俗说法。我一直只考虑“共产主义理想”,而忘记了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完全有可能或者有必要当最高行政长官。
看来,小时候父亲的教育还是根深蒂固,做了事情却没有获取官位的概念。
牵强附会与恐惧
“皇帝”的说法再一次冲击我的神经,回长沙以后,我把梦中出现的名字以及对联反复组合,验证我所知道的关于皇帝的传说,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是百分之百地验证。比如:1、在方言中,“邓丽君”“定你君”谐音;2、我的名字“纪兵”是13划,泽东、泽民也是;3、“李纪兵、邓丽君、曾红强、王飞跃”可以有多种组合方法,变成“你疾奔进红墙,王,飞跃”,或者“你疾奔进红墙,定你君王,飞跃”,或者“你疾奔王,飞跃进红墙,定你君”等等。
有了这个莫须有的假设,我开始像伽利略思考上帝是否存在一样,去思考外星文明有可能给我们留下哪些启示。我想到了民间的神话传说,比如君王受命于天的传说,比如黄帝乘龙上天;我也想到了民间看风水、看相、算命、测字等等玩艺,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外星人留给我们的信息。
这样,我慢慢地开始感到一种莫须有的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所有的传说也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有这样先进的外星文明存在,那末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仅仅是先进文明手中的一枚棋子,没有自由,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和意识都无法控制。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自由,“星长”也好,“皇帝”也罢,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唯物主义走到意识的领域,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恐惧与无助!
我开始想起对联中的孔夫子,以求能够从这里面找到答案。我把《论语》读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没有消除恐惧。于是我又想起孔夫子问道,我还是去看看道吧,我对自己说。跑到图书馆翻阅道教大辞典,终于,我找到答案,消除了恐惧……
《道德经》与宗教的魔力
长久以来,我们把宗教视为一种没用的东西,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伪科学,然而,碰到我这样奇怪的事情,最后能够派得上用场的,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无所不包的宗教。
记得我在读政治学本科时,老师向唯物主义者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世界都是物质的,那么,请问意识是不是物质的?唯物主义不能回答,因为意识如果是物质的,那么意识中出现的神仙、鬼怪、梦中出现的各种幻象也有可能是物质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了非常恐怖的有神论者。显然,将宗教排斥在科学之外,大肆宣扬无神论,否定因果报应完全是一种幼稚的行动,其结果也是有害的。比如,碰到梦中的启示,碰到无穷无尽的巧合,唯物主义就不能再发挥任何作用。
我当时最怕也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外星人是否真的能够完全或者部分控制我以及我的意识?如果泄露了天机,我是否会象神话中传说的那样“遭天谴”?
唯物主义、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敬神如神在”都无法回答。
而一翻开宗教,翻开道教的经典故事,一切都豁然开朗:“我命在我,又不在天,何谴之有?”——完全是一幅大无畏的自由战士的神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将所有理论与教条身上神圣的光环剥夺殆尽,实践也只有实践才存在真理,所有的理论都不是永远正确的常道。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整个世界都是变化的,无穷变化是天地的本源,拥有某物不拥有某物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有无、正反”这种对分、对立的方法看世界,包括:唯物与唯心、无神论与有神论、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中国与外国、公有制与私有制、正义与邪恶、美和丑等等,实际上都源于一个出处,只不过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的一些看法罢了。既然如此,所有围绕这些东西展开的争议和斗争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使他们互相沟通,互相转化,才叫做玄妙,才有可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变化……
这就是《道德经》与宗教的魔力。西方哲学争论了几千年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早就有了明确的结论;后现代主义哲学最新的精华,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着更加精确的描述。这不仅是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也是实践主义、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伟大胜利。
我为什么拜访名家?
我记得: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在有了重大的发现以后,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用在“验证上帝的存在”上面。当时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现在我可以推断:也许伽利略的重大发现也是经历了一个与我差不多的过程,比如说梦的启示。因为只有有这种经历的人才会花时间去验证灵感与上帝的存在……
作为一个受着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要我完全相信梦是不行的,要我相信神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是如此的奇怪,我必须解决我身边的问题。
我想:如果有一种外力能够将所有的人的名字聚集在一起,表示某种信息,或者这种外力有能力在人的梦中输入信息,那么,我所遇到的一切就会有所解释。否则,我所遇到的一切就只能用“巧合”来敷衍,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解释。后面一种情况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因此,我暂时假设:虽然没有什么神仙,但是更加高级的文明,比如外星文明是确实存在的。它可以控制人的思维,甚至可以在每一个人的睡梦中输入信息……
这样,我就陷入了更深的对命运隐语的探索,某种意义上,我陷入了牵强附会与痴狂。
我知道:要使我的发现得到广泛传播,非常难办。最佳的捷径是:集中一切精力去说服这个世界有名望的人,让他们能够了解我的发现以及人类的使命,再通过他们扩大这个发现的影响,在整个地球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理想。这样,我实际上已经把梦看成是更加高级的外星文明给我的启示,以实现人类理想的受命者自居,四处奔走宣传我的发现。
毫无疑问,在实现人类社会理想的这一点上,我是称职的,我动用了自己所能动用的一切资源宣传我所发现的新的规律,包括:
1、 将论文以特快专递的方式递送中央各部门和全国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2、 行程数万里,拜访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广州、长沙等地十几所著名学府三十多位全国顶尖的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
3、 向全国所有招收博士生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法学家发送函件,推广该理论;
4、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等著名学府的公告栏张贴宣传材料,宣传自己的理论;
5、 在网络广泛宣传自己的发现;
6、 放弃了明显高于学校收入六倍的工作,并且付出了全部经济积蓄,用于理论研究与宣传;
7、 在课堂上深入讲述该理论,并且将所有软盘与书稿无偿赠送学生;
8、 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弃其他任何事情:包括恋爱、结婚、提升机遇;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高尚,因为我大脑的兴奋点实际上已经被理想社会完全占据了,不可能再对其他事情认真,后来考博士屡次败北的原因也在于此。
9、 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两本专著:《富国律》与《富国冲击波》。
这种义无反顾的付出也使得这个发现获得了社会各界不一般的认同与评价,包括:全国著名学术泰斗与学者的支持与关注——中共中央党校的刘海藩副校长、韩荣邦博士、谢邦宇教授,中国法学会的郭道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步云教授、苑郑高教授,北京大学的谢龙教授、钟哲明教授、厉以宁教授、曹凤歧教授、吴志攀教授、刘瑞复教授、武树臣教授、贺卫方教授、刘剑文教授、刘隆亨教授、鲁智勇博士,《求是》杂志社的马全景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国华教授、封建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杨振山教授、曹子丹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袁恩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陈大钢教授,浙江大学的潘云鹤校长、姚先国教授、卢建平教授、孙笑侠教授,武汉大学的李双元教授、漆多俊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崔明霞教授、郭雷生教授,中南大学的胡冬熙书记、徐建军副书记、邱冠周副校长、李阳生教授等都给该书的写作与出版提供过宝贵的支持与关注;完稿以后有全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为一本书欣然命笔作序或者题词表示支持;在网络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在课堂上获得学生的好评;在企业界和政界获得认同……
现在有许多人不了解这个发现的内情,他们认为我去拜访名家,是同他们一样,想获得名家的赞同与首肯,依靠名家的名望推销自己。实际上,我去拜访名家的目的完全是另一个心态,我是想把这个最伟大发现当成一种历史使命向名家传授……
换一句话说,一般情况下的拜访或者带有一些请教的意味,或者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功利目的,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东西并不完全肯定。而我的拜访心态完全颠倒过来,我的东西已经非常确定,我是以“君子受命于天”的心态,向名家传授一个非常确定的真理,我就是一个传教士,我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名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宣传这个理论,使整个社会尽快接受我的理论和我们所发现的规律,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理想。
替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对道德经的研读是我完全摆脱现代哲学尤其是辩证法的桎梏与干扰的开始。
中华文明历来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我中华文明的始祖与代表是道家文化,而不是短浅僵化的儒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大力批判儒文化,但是却没有花力气介绍道家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中国之所以接受共产主义,是因为中国有道教文化“道统万物”的气魄与“大同者得天下”的社会理想,而并不是由于马克思是救世主,马克思是天才,或者是正义的缔造者。中国之所以没有摆脱儒教文化,是因为我们继承了封建时代封建意识很浓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首先将世界看成是对立的,然后再在对立的世界里面区分优劣,强调通过否定之否定达到发展,这必然会引起广泛的争斗与力量内耗。
因此,中国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归结为辩证法的灾难,都可以归结为“数典忘祖”带来的灾难:站在中国的土地,忘却老子“道统万物”的气魄与“大同者得天下”的社会理想,满口德国老黑(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祖宗,对立统一是规律,自然而然就会导出“外国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乱了敌人”,“大乱必然达到治”等等荒谬的结论……
掌握了中国老祖宗的自然分析法以后,我们再去理解实用主义,再去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精髓——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消解理论,以及真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方向明确的单称陈述,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那么多“风吹两边倒,永远不会好”的对称性陈述和所谓的理论。
忘记了自己的老祖宗,邯郸学步,方法论没有到位,思想上成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理论的奴隶,实际生活中只求明哲保身,怎么不会“风吹两边倒,永远不会好”?
对道德经的研读也是我挑起“替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任的开始。
我花了5年时间,运用老子的自然分析法改造当今世界最流行的货币、金融证券理论,写出了两部专著,它们对“货币证券盈则国家兴,货币证券亏则国家衰”规律的验证,以及描述这个世界的方法将给整个世界带来无穷的机遇和无限的繁荣昌盛。由于它是对整个世界的真实描述,我拒绝再次启用“说”或者“论”,而采用了“律”。由于这部书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尽快富裕起来,我把它称作《富国律》。
世父、国父、普通人
这就是我的故事,由于梦的参与,使我有机会深入宗教领域,谋求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而有了对《道德经》的了解之后,我就完全有确凿的理由和自信认为:自己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已经超过马克思,与老子齐名,能同世界任何哲学名家对话。
又因为《富国律》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有了一个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理想的新理论,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发现在经济学与法律制度学方面的成就,虽然不一定绝后,却完全可以用“空前”来形容。我所发现的“货币证券规律”将同“日心说”、“生物进化论”一起,成为人类社会走向理性的三大标志性成果,成为建造人间天堂的基石。
由于该理论是整个世界的福音书,当朋友们戏称我是“国父”的时候,我总是会认认真真地纠正:不是国父,“国父”是孙中山;我是“世父”——“世界之父”。当然到最后,抛开所有的浮华,我还是一个没有找到对象的普通人,虽然有一些故事,但这些故事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成为过去。
我希望后来者能够将“货币证券规律”发扬光大,而不要浪费时间去怀疑它,正如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怀疑“日心说”和“生物进化论”,没有任何作用。我也不希望后来者采取外部攻击的方式,用一个人的理论去抨击另外一个人的理论,这个方法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方法。如果你要接受一个东西或者反对一个东西,你只能采取内部验证或者内部反对的方法来进行,只有你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该理论本身自相矛盾,而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理论才会被你的理论所替代。
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一直到老,生活平常不再有故事。
当我死后,我希望我能够有如下的墓志铭:世界第三大发现与新国家制度之奠基人,一生与他深爱着的伴侣一起为理想社会与民族复兴奔波,现在沉睡了。
谢谢大家!
李纪兵于中南大学
200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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