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很荣幸得到杭州上城区计划生育局参加招聘考试（当天在人才交流市场上，计生局的干部把我拉了过去，说我既然到隔壁摊位应聘文秘，干什么不去她们那里应聘呢？她们局长想要个男秘书。于是我就说自己字写得不好，她说现在都用电脑了，只要我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了。我回答说自己当初本想报中文，结果被老妈给改成了法学。闻言阿姨很高兴，我就更高兴了。心想，还好这里冷门。加上自己又长得憨厚，有秘书风范，这个人真的是好眼光）， 结果在那里我遇上了我的同班同学，他看见我（以及我身边的十来个人）以后顿时脸色铁青。荣幸的有十来个人，而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进了考场以后，发现有五六十个荣幸的考生要为一个名额而撕杀。太有意思了，我坐着乐了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和我一样豁达（这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的人，有一个人居然豁达到赶也赶不走的程度（他没有接到考试通知，却硬要来考），使我们迟迟无法考试。
言归正传，考卷发下来，作文两篇。一篇是一组材料。内容大致是，根据调查显示，在问到“女人如何才会怀孕”、月经、梦遗的问题时，中学生中大部分人回答是“不知道或不肯定”。以及类似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色情以及相关问题却非常猖獗。请大家谈谈看法。我当时心想，要我写这样的东西，不怕吐血你就尽管看吧。撸起袖子喊一声：“相公要作文了，来呀，倒茶”（当然，当时实际说出来的句子是轻轻的：“小姐，麻烦你，我也要一杯”）。以下是昨天的文字（“批文”除外）

正视“性”
提干中的材料折射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大一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要看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历史时期是否宽容与文明，必须要看它对待性的态度。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它对人性的关怀程度”。当然本文不准备延伸得这么远，而只讨论性意识本身的意义（陈圣叹批：呀，多么厉害啊，言下之意就是本来可以打得对方体无完肤，却潇洒得点到即止，诸君且看看，下面他是否能够一针见血）。

或许有人会辩驳道：“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那些幼小的心灵不受刺激和伤害”。是啊，保护，保护到那些孩子去找“广州老军医”堕胎为止，保护到他们双双跳河为止，保护到他们双双被父母打出家门后颠沛流离，无影无踪为止。当然，更多的孩子会如愿以偿得被保护到一个合适的年龄，和一个合适的人共同把这个神秘的小匣子打开。其余部分都从脏话，性用品小传单，“坏孩子”或社会流氓那里获得了他们的性教育。 但是，同志们以为这就算成功了吗？这导致心理变态啊，正途封杀+暗中流传=把“性”当作一种龌龊的东西。但每个人心中的满院春色又怎么关得住啊？当年毛泽东试图扼杀性意识以正民风。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抹杀男女之间界限，让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嘿嘿，男女打扮得都一个德性，统统服务于一部战争机器。现在我们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这些东西却成为永远的笑料与反思材料。然而，类似的心理却依然在我们的社会血液里根深蒂固，几千年来对性的扼杀导致了一种变态的性意识，一方面在看得见的地方不谈性，另一方面暗地里一有机会便男嫖女娼，男藏女养。更为可恶的是，这导致多数人对许多健康的性文化掩鼻拂袖，把它们和嫖客、妓女、龟公、大茶壶放到一堆。导致人们彼此的迫害。实际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越是在某些方面有心理缺陷的，龌龊的人就越会在道德上要求别人做到完美。列宁的梅毒是苏共当年的最高机密；卢梭和一个没有文化的肥女仆生了好多个孩子，被他漫不经心得一一随手送给了别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仆私通生子，这个大师又怕河东大狮，结果让恩格斯来顶包（有泻停封的风范）。（陈圣叹按：此处有王怡的风范，不过可惜用得不是地方，过于冒险，划不来，诸君引以为戒）。真正高尚的，理性的人不会对别人有过于苛刻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有如此强大的警察力量（用的是军用枪支，而且其侦察手段基本不受外部控制），有如此多的道德家和楷模，然而却依然暗娼遍地，性犯罪问题严重。当然，本文并不是提倡娼妓合法化，性解放甚至是“共产共妻”。这个问题太复杂，本文不作判断与分析。本文所要提出的仅仅是，正视性本身。按照拉德布鲁赫的价值论，人们断言美丑、善恶等价值，却不知道这些价值都只是来自于观察者本身，却不具有真正的客观意义。比如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老虎捕杀小动物会觉得它残忍？有的人甚至会看到落花而黯然落泪，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原因仅仅在于多愁善感和盲目联想。当然，为什么那些道德家们会把“性”做出恶的价值判断有其更为复杂的原因。就好象几乎每个社会都会控制赌博这一自然欲望一样，尽管直观上看，赌博也只是一种合意的契约行为。但是，道德家们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人的自然欲望原本不是恶的，只是处于某些宏观的功利考虑而必须对其进行一定控制。真正理性的行为是正视它的存在，让人们了解它，这样才能进一步让人们了解为什么要对它进行这样那样的控制。因此我认为，上面所谓的“保护”实质上是一种毒害，它让孩子们无端得把一种中性的，甚至可以是美好的东西当作是邪恶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将多多少少得，终生把某些正常的性欲望的满足当作一种不道德，或根本得加以扼杀。我小时侯曾经翻到过一本书，书中的主人公在外面读完大学后回到乡下和妻子团聚。他已经不满足早期单调的性交姿势，于是提议换换口味，妻子十分羞涩，无论如何不肯，结果还是笔直躺着，事中还一直羞涩得催促老公快点。结果便无趣得结束了，这个尴尬可怜的丈夫在旁边给她讲了许多“城里那方面的新鲜事”，但老婆不但不为之所动，还愤怒得一直不予理会。老公最后感慨一句：“她哪里是没有文化，她分明是被文化所铸就的动物嘛”。当然，后面的情节有些夸张，比如丈人上门骂“我家xx不是到你家做婊子的”。但却暗示着这样的婚姻只能以痛苦或破裂告终。（陈圣叹批：这里的文字多少有些龌龊，建议小朋友不要模仿，但“分明是文化铸就的动物”这句话真的是很好）

于是我们必须要让孩子知道真相，这里用两个我们所熟知的笑话作为范本。比如当很小的小女孩问我们关于“我是哪里来的”。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回答：“你本来在爸爸身上，后来爸爸和妈妈认识了以后去渡蜜月，回来的时候你就在妈妈肚子里，就象孙悟空一样。”。接着，或者稍微大一点我们或许就可以给她讲解性器官的构造等问题，讲解爱情等问题。这样一来她就会谨慎而有风度得提防邻家男孩的举动，理解父母亲的性需要而不再每夜缠在父母身边。当然，如果挖得深一点这里还有类似于“行政公开”的问题，信息的公开让行政相对人得以更好得安排自己的行为，更让他们从小就建立了“自己是主体”的感觉，而不是被一些被“更高理性者”用一些封存的知识与规则所操纵。还有一个笑话是“一个美国小女孩获赠公狗一只，结果她把这条狗和她的母狗，以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观察了一整天。晚上她失望得跑出来说：‘妈，我答应了邻居们每人一只小小狗，可是一整天了，它们连吻也不接”。这样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勇敢自信的孩子，她们如果有了什么问题和麻烦就一定会告诉长辈，长辈也会让她们了解哪些应当注意的问题，一种平等开放的对话机制已经建立（陈圣叹批：这里的论证不够严密。但由于不是学术论文，所以问题也不是很大）。

结论是：我们要健康，不要毒害。即使我们无法把性教育上升到一个“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或经济高度，我们起码也应当把它当作一个类似于“讲卫生教育”的，平平常常的东西，把恶的价值判断给抹平。

我对杭州在这方面的改革充满了信心，上次我在网上看到，杭州在举办一个性文化节。其中的一副图的内容是：两位美丽的，穿旗袍的迎宾小姐碰着一副大照片在西湖边行进示众，这副画画的是一个阴茎模样的大山，下面有文字说明，好象是“天地灵气”什么的。当然，我也对单位的“普性”工作充满了信心，如果有需要，我将当街向人介绍避孕套，就象介绍新款的巧克力饼干一样，呵呵（陈圣叹批：平时什么都关心，什么考试都不用担心。当然，最重要的是考官开心）

第二篇文章的要求是：“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为意作文，文体不限，1400字以上”。写完前面一篇后我抖着脚嘿嘿了半天，嘿嘿中就是看不懂“好风凭借力”是什么玩意，停止嘿嘿以后认真审题，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她们明明知道本宫不是学中文的，却还要拿这样的东西来折磨我。可能是已经内定，然后给这个太监透题什么的。算了，胡写吧。

机会
机会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它可以漫不经心得摧毁一个皓首穷经，才华横溢的人。也可以让一个考试经常不及格，又没有想象力和品德的人做上相国。这里总有人会拿他的唯心主义来反驳我说：“孩子，坚强一点，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而我总是会发火的，尊敬的领导大人或道德说唱家，你们致命的自负致的是我们这些小砖头的命啊，你们只管宏大叙事，甚至只需要表示一下意志就够了，你们有信心让我们这些蠢货执着得走到天堂。而对于你们机制的缺陷就不太关心了。努力需要成本，激情终将耗尽。一次次的打击过后，人总是会无奈得变得越来越现实的。因此，那些分配机会的人必须在恰当的时候把机会分配给恰当的人，这是他们的职责，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恩赐。他们没有理由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些需要机会的人，让他们表演各种哀求（批：真是有辱斯文，这里这么说，下面立马就表演哀求）。
当中忘掉几百字。
我大学以前本来希望从事的是中文系的学习，但在某天突然领悟到法学的迷人之处，发现在我遇上思辩之前，以往所有的时光都是浪费。而我将同样得对待我可能选择的职业，我将把我在法学中学到的正义、自由与平等精神带到我的职业之中，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apostle, 也就是使徒的意思。据湛中乐教授所说，中国的法制非常不健全，但是却要对计划生育进行立法，这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其他国家基本是闻所未闻。因此，关于计划生育，我们要解决很多相关的法律和人权理论问题，以及如何把政策向法律适当得转化，更需要收集第一手资料来充实理论，从而反馈给立法与司法。因此，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登青云”（批：恶心）的机会。
尊敬的女士们，如果你们把这个穷书生连同他的破纸头一起踢出去的话。他不会伤心，是的，他不会伤心，他将把他的蓝图悄悄折起来带走。他将依然告诉自己，“如果我能在不遇中不渝，那么我终将等到某天终于的洛阳纸贵”。他将指着你们这所华宅说：“呵呵，你们失掉了一个更大的机会”。他将把激情再度多积蓄一分，他将继续行路，他将站在冷清的巴士里独自默念：“快了，快了，下一站便是天国了，在那里我将遇上我永远的情人”。巴士外金钟敲响，情人的笑声在寒冷中到处飘荡，在对山之间回声，在远空之上盘旋。但我的理性深深得为他担心，他终将困了、倦了，他终将不停得喝酒，他为他的情人准备了的过多的礼物，以及积压了信笺终将把他压倒，他的双唇为了每一句终于未能对她说出的话反复悼念，苦痛不已，直到冷冰，直到肉体与精神的一同覆灭，而他那邪恶或无知的情人却依然在毫无意义得等待。
呵呵，我是不是太悲观了呢？不，其实我很乐观的，呵呵。只是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因为对文人来说，文风就是灵魂，而这样并不是我的风格。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不惜象现在一样瞎掰来凑字数，这也不是我的风格。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批：谁叫出题者说什么“文体不限”，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排比灌水狂也怨不得了），除了第一篇文章所流露出的对性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第二篇文章所体现的，对这份工作的专业眼光以外。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我的字写得很难看不假（批：字写得好的话哪里还会混得象现在那么落魄，你要找也找不到了），但是我打字很快，当然有机会也会争取把字给练好。请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登青云，愿与诸君一起上九天（批：可叹，这是我成长以来见过的最为恶心的一段话）。

也批苏力
又读苏力，苏力很多文字令人触目惊心，但由于他还"拖着非常沉重的肉身"，"挑战禁忌"的成本颇高，许多话还是说得不痛快，那就让老夫还接着说个痛快吧。不过老夫说话也是有一定成本的（虽然不高），因此，这里把粗口去掉，文字表述上尽量文明一点。同时，我这篇东西的思路虽然是在深有感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却是以批判的方式出现的，但这里的批判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实在是希望继承与发展。文章的诸多好处，本人如以往一样作了笔记藏于心中。
禁忌是如何产生的？苏力先生却仅仅只提出了它的表现：社会中会产生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拒绝人们对新问题的思考和对新知识的利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知识的体制，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话语禁忌或政治正确。通过这种知识体制，某些形式的知识得以固化、神圣化，被称为真理，甚至一些语词或概念（关键词、大词）也被设定为永远正确，而另一些则注定邪恶或糟糕，有些话语是不能说的，有些问题被认为已经终结，不容讨论。
当然，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首先是因为统治的因素，不过这个因素不是很重要，因为失掉民心的统治者"通过训诫所传递的知识往往会为人所耻笑"，这种禁忌是自上而下的，而真正的禁忌是人们之间的"彼此他律（禁）"，最透彻的是"自律（禁）"。但统治者的因素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权威的沉淀，发展到这种思想的"传统型统治"，被人先验化。比如雷锋的奴性思想便造成了人们思想中的一道禁忌（而不仅是外在的），尽管雷峰所依附的那些神秘化背景在今天已经基本被除魅了，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很难接受雷峰奴才的一面。
其次是因为人心中天然的保守性，人们都喜欢重复由先前知识证明了是成功的行为，而一般不愿尝试新的事物，即使先前知识并不代表下一次的成功，新知识更有可能是成功的。

苏力所说的，所有关于为什么要挑战禁忌的原因我都同意，但读到他引用波斯纳分析溺婴是有效控制人口手段的时候便隐隐发现有点不对了，尽管他解释到“有说服力并不一定代表正确”，但他的结论，即“那么这一切努力都为了什么？当然，最终说来，一切意义都是社会的”便将其一如既往的、价值淡漠的功利主义本质暴露无遗了。看到这里，老夫勃然大怒，冷静下来再看，至少他所列的原因和结论是不完整的，更是本末倒置的。

现存的很多貌似合理的东西都是不能推敲的，一旦推敲便会遇上禁忌。请注意，一旦是有禁忌作为保护的东西就不可能是本真的东西，都只是一种受语境制约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可悲的是，不但普通人会习惯得以为其是本真的，甚至大多以思想为业的人会给予它们本真的意义。刑罚就是这样，为什么会有死刑，甚至为什么会有其他刑罚，这主要是因为预防的功利性目的而已（对此我在《从无罪推定到中国刑制辩论》中作了详尽而感性的分析，同时，学者萧瀚先生还指出刑罚存在的许多可怕原因，比如人们喜欢欣赏暴力的美）（当然，民事上的充分超额赔偿，以及教育感化是必须的）。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么习惯得认为，如果有一个犯罪出现，就必须要让凶手伏法。而思想者则将其归纳为"违法必纠"或其他什么的。这不但是无法做到的，亦不是本真的。理清了这个思路之后，我们便可以理解刑事控辩交易，理解程序终止，理解罪疑从无，理解"杀人者未必偿命"，理解为什么不对无行为能力者追究刑事责任（其在事实上是存在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爱是目的，而刑罚不是。 同理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人为拟制的"本真"，比如一夫一妻制，按照许多学者的研究，它不过是我们出于私有制和社会经济交往，繁衍的需要而采纳的"权益之计"，而后来的人类社会却将其奉之为永恒的自然法则。我甚至认为，它派生出的许多美德，那些我们所极力歌颂的东西也不是本真的。比如忠贞，我认为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裹脚是一样的。当日的裹脚也只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通过裹脚来加强女人对男人的服从观念，巩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并且男主女的秩序。当然，让人们接受这种观念是痛苦的，正如当年辛亥革命中的家长们被强迫不再对女儿裹脚时也是万分痛苦一样——违法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不管这个法是如何的，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法的话——正如习惯了被囚禁的野兽无法感激主人的释放一样，习惯黑夜的苦痛的人无法很快感受光明的欢跃一样。相互忠贞是一张彼此迫害的契约，是一种以爱的名义和美的外表来抑制人性的枷锁。
苏力坦然，在读波斯纳之前自己对性，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有着偏见；但没想到却是功利主义却让他感到清醒，让他理性起来，却没有从人本身的角度的来观察与领悟，来得出“理性”的结论。大意是：哦，原来那些，我们对那些歌颂性爱、描述性爱、非常规性爱的东西的歧视、设立禁忌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原因是这违背人性，因此对社会发展不利。然而实际上这些禁忌很多都是为“社会发展”所设立的，许多禁忌在“合理性语境”消失之后仍然未被清除。并且，“社会发展”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很多时候，许多为了发展所设立的禁忌甚至会起到相反的结果的。而只有人性，人性的解放，人的快乐才应当是第一位的，什么是“超我的境界”？我认为不是变成以禁忌为习惯的圣人，而是（每个人齐齐的）一切善的欲望无害的保留（在成功抑制恶的欲望的同时）。善与恶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实际上触犯他人利益。超我是一个不为物所奴役；不为他人所奴役，不为不必要的道德所奴役的境界。当然，老夫就不再描述具体情形了，否则很可能被一干卫道士连同老夫的破纸头一起给踢出去。
同以往一样，老夫与苏力在“除旧”上颇为相似，但在“迎新”上却一点也不一样。

2002/7/26 于北大法学楼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