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济进步的唯一源泉是蕴藏于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能力，那么，企业家能力在各类社会活动之间的分布便唯一地（通过创新的方向与结构）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来自利辛县的这则报道，与我们知道的许多类似报道一样，再次向我们发出警告：腐败已经成为预期，而预期的腐败将导致制度崩溃。

预期腐败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社会共谋"，即腐败的集体默契地反对同一个清廉的人，以投票方式（例如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或任何其他方式将其谋杀掉。正因为如此，第一个敢于站起来的猴子总难免被同类撕裂的命运。

在预期腐败的政治传统中，"任期制"早已经转化为有限博弈的囚徒困境---每一个新来的官员的理性行为都是从第一轮博弈就开始寻租，为什么不呢？既然这一理性行为导致了"59岁现象"，它就没有理由不依照自身逻辑进一步导致"58岁现象"、"57岁现象"、……以致"35岁现象"，这在博弈论里面叫做"逆向归纳原理"。预期腐败的最大祸害在于降低了腐败者预期的风险---既然大家都腐败，既然一系列前任都腐败，那么后任的更加腐败就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原谅的了。极而言之，我们社会迟早会面对"18岁现象"的（即全体公民的腐败）。

当预期的风险降低时，对腐败设施的投资便会增加。君不见最贫困地区的最繁华街道正是"红灯区"？君不见权力最大的部委办公区聚集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餐厅？反正天价的菜肴自有他人支付，反正一切开销最终摊入公司成本，反正垄断的市场权力总会有不得不买的买主。

人的创造能力（即企业家能力）总是倾向于流向价值最高的领域，当预期腐败导致腐败的"风险-回报"比率降低时，企业家能力便流向那些已经形成腐败预期的领域，即"权力寻租"领域（一切腐败，无一例外，都首先是政府权力的腐败）。当企业家能力从正常的生产领域不断流向非生产的权力寻租领域时，单位产品当中包含的"权力租"的比例便会越来越高。因为所谓"权力寻租"无非就是以特权（不论这特权是国营企业的还是外国企业的）来干扰原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过程的诸要素的较低成本的结合。

最后，预期的腐败可以导致对腐败速度的预期，人们可以预期未来腐败比当前腐败更甚，可以预期未来若干年内腐败以每年若干百分比的速率增长和扩散，可以预期在如此增长和扩散着的腐败环境里"经济租"的耗尽速度将越来越快，从而理性的腐败行为应当越来越短期化，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