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着"自由市场"信念的经济学家，和持着"罗马法"信念的法律学家，或许会就这个案例发生激烈争辩。事实上，这个案例十足地反映出我国法律与经济学的现实状况：一方面，市场力量挟金钱与权势，所向披靡，席卷整个社会。另一方面，不论"道德"、"法治"、还是"法制"，都残缺不全，只靠着间歇性的"运动"，力挽颓势。扭曲的道德传统、扭曲的文化与社会、扭曲的市场与法律、混合着扭曲的理念与实践，从另一角度揭示出"边缘"立场的必要性。

如果存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那么关于股票信息的完全的和公正的披露是可以想象的结果。因为"完全竞争"的假设里面已经包含了"一切信息为一切人所知"这一条件。因此，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这一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通常或隐含相信的假设下，这里报道的"案例"根本不应当发生。

如果不存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例如，当股票信息在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不对称"分布时，市场竞争的理论告诉我们：参与者可以请各种信息专家来帮助他们进行决策，而且当参与决策的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专家人数足够多的时候，决策偏离"最优"的程度趋于零。在理想情况下，两位经济学家于两个月前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决策者只要（付费）倾听两个持完全对立观点的专家的意见就足够了（参阅Krishna and Morgan，"a model of expertis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 2001: 747-775）。因为专家之间的"充分竞争"将使专家们彻底地披露他们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在这一理论见解的烛照下，我们觉得这里报道的"案例"也是不应当发生的、不必要的。

可是，上面的"专家"理论仍然不足够切近现实。因为：（1）它没有考虑到决策者为专家经验所支付的费用，而这笔费用，例如金融专业资讯的费用，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往往相当高昂；（2）它隐含假设了博弈均衡的唯一性。 当"多均衡"出现的时候，"专家经验"可能把决策者"锁入"因信息不足而作出错误决策的陷井。减低"多均衡"可能性的途径在于增加参与市场过程的各类决策者和各类专家的人数（从而增加付费），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为经济学家熟悉的所谓"Debreu-Scarf"极限定理告诉我们的办法。于是我们又回到了（1）所说的专家经验的付费问题。而我们知道，对任何"发展中经济"来说，专家经验是很稀缺的，从而是很昂贵的。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两种"规模经济"办法来降低专家经验的个人付费：（甲）把各类专家经验集中到政府资讯机构，然后向大众提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信息；（乙）让各类专家经验通过各种媒体充分报道给大众，让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决定信息的取舍。

总结一下，到两个月前为止，经济学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建议，最简明地表达出来就是：决策者个人应当为各类专家的专家经验付费到使得"边际费用"刚好等于专家经验能够产生的预期的"边际收益"（这"预期"本身要求专家有足够高的"信誉"）。在成熟市场社会的现实中，各类专家的"专家经验"可以相当便宜地通过各种媒体辩论"出售"给决策者。当然，在成熟市场社会里，各种媒体的立场和各类专家的观点之间总是"充分竞争"着的，至少我们应当"假设"如此，否则上面介绍的理论就会失效。对头脑依然清醒的中国人来说，不难想象在目前的中国，在这个特定社会里，"各种媒体和各类专家的观点之间总是'充分竞争'着的"，这样一个假设是很成为问题的，甚至是轻易就可以予以否定的。

如果不存在充分竞争的"专家经验"和"各种媒体"，那么，人们还可以诉诸哪些手段来获取正确决策所必须的信息呢？人们如何防止或辨识那些错误的甚或出于利害关系而故意制造的信息呢？人们，尤其是分散决策的人们，就金融市场而言，那些所谓"中小股东的利益"，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呢？我们反复说过，在契约的三类监督方式中，当"第一方监督"（道德自律）和"第二方监督"（契约参与者相互制约）都失效的时候，唯一可用的监督方式便只有"第三方监督"了（强权者、政府、黑帮等等）。正是在这里，我们，作为制度经济学家，同意"法律"的治理。

"第三方监督"，如果花费足够高的费用来获取专家经验，固然可以惩罚那些提供或故意制造了错误信息的人，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预期的"惩罚"）防止这样的人进一步提供或制造错误信息。但那些提供"第三方监督"的人，他们却被社会赋予了往往超过专家权力的更加集中的权力，而集中的权力总是倾向于制造出更集中的权力和与此相称地，给社会带来"腐败"。

于是我们的追寻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两难境地：要么允许"市场"的腐败，包括对提供和制造假信息的人姑息纵容；要么允许"政府"的腐败，包括司法的、执法的、甚至立法的腐败。

在两难境地中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市场"社会，同时也观察西方人的"成熟市场社会"，我们开始意识到，为什么不可能改造我们的社会，使那个关键性的假设得以成立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使"各种媒体和各类专家的观点之间总是'充分竞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