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逝宇 发表时间：2003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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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经》第一章断句谈起
世纪战士

摘要：“文化”人之根，“法治”国之本。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道文化，诸子百家都根源于道家，儒家不过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体道训民的产物罢了。《道德经》第一章断句的错误偷换了道学的基本范畴，实际上，道学是“通无有”之学，推崇“实践”的“人文主义”；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肯定再肯定。这都与西方“辩证”的“物文主义”方法存在差别。历史必将证明：只有中华文明与“老子”的思想被世界广泛接受、推崇的时代，才是世界文明真正复兴的时代，才是世界真正走向文明的时代。而现在，就是世界公认的文明中心向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文化回归的时代。

关键词：道 无 有 实践主义 求同再求同 辩证法

人说：“文化”人之根，“法治”国之本。了解中国人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一般意义上，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道文化，诸子百家归根到底都在求道，都根源于道家。中国历史上，皇帝求道、习道的故事很多，直接为《道德经》做注解的皇帝也不乏其人，其中以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的注解最为出名。而儒家故事，除了董仲书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提的东西了。因此，中华文明的代表是道家文化，儒家思想不过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体道训民的产物罢了。
道家文化因《道德经》而得名，研究《道德经》的基本范畴，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容和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在翻阅多个《道德经》的注释版本以后，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对于《道德经》第一章的断句是否正确？我们现有的断句版本是否掩盖了《道德经》的基本范畴与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显然，这是两个致命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文化整体把握方向的对错以及世界文明的复兴成功与否。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以上是《道德经》第一章的原文，断句存在争议的地方有两处。通常的断句法是把第二句从“名”处断开，把第三句从“欲”处断开，变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我个人认为，这种断句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断句，“名”和“欲”就成了《道德经》的基本范畴，《道德经》就成了名学与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这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与《道德经》本身不符，因为，道德经所有的篇幅都很少有“名”和“欲”的意思。那么，正确的断句法是什么？“此两者”到底是指哪两者？
说实在话，我第一次读《道德经》，断句就是从“无”和“有”处断开的。这样，第二句和第三句就是：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如果说，这只是我的第一感觉，读起来上口些也就罢了。问题是，我的断句把《道德经》的基本范畴由“名”和“欲”换成了“无”和“有”。“此两者”不再是“名”和“欲”，而是“无”和“有”，道学从“名欲”之学转变成“通无有”之学，中华文化与道教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也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后来的研究从多方面证实了我第一感觉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就在此阐述以“无”和“有”为基本范畴的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与基本价值取向。期能起抛砖引玉之效，获得行家的指点，共同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道德经》、道学的范畴、基本范畴与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四个最抽象的范畴，其中两个是基本范畴，或者说是“实义范畴”；一个是抽象范畴，也即“虚义范畴”；还有一个是关系范畴，又称方法论与价值取向，它表述两个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
以道学范畴为例，基本范畴是“无”和“有”，抽象范畴是“道”，关系范畴是“同”。
道学用文字来表达，就是：“道”是“无同有”。
或者说：道是万物齐一，互通有无，走向大同与无限自由的学问。
如果用数学式表达，道学就是：“道”=“无+有”。其中，“=”可以略去，“+”就是关系范畴，“+”的意思就是“同”或者“通”。
如果觉得文字对理解有干扰，还可以将文字换成逻辑符号，将数学式表达式换成逻辑表达式：
“道”=“无”+“有”
就变成
I=A+ A
显然，上述东西绝对不是牵强附会，也不是偶然巧合，他们汇集了人类社会几千年认识世界、定位自我的全部智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其落脚点是“和”，也就是“+”，相同意思的表述还有：“和善、和睦、祥和、和平、和美”，“容、纳、宽、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同、通、公、神”——“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等等。
二、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与基本价值取向
从《道德经》第一章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与基本价值取向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实践主义或者说反崇拜，反教条，反理论，反名学，反形式主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德经》第一句开门见山谈“道”：“道”是可以说写的，但”道”一经说写出来，便已经固定，不再是变动不居的常”道”了。名份也是可以命定的，但名份一经命定，同样也就不是变动不居的常名了。简单的六个字道出了实践的真谛，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经过前人说写出来的道理与命定的名份，因为它们已经是僵化的形式化的东西，不再是与实践同在的常”道”与常名了。常”道”与常名永恒的生命在于变化，只存在于变动不居的实践之中。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只有实践之中才有属于“常道”“常名”的真理，任何理论脱离了实践都是不真的、无用的。
“实践主义”将扫除一切教条、神话与理论迷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你自己认识、感受到的东西，只有你在做、在用，且行之有效的东西才是真理。他人的东西，不管他曾经是多么伟大与辉煌，不管他是否是伟人、上帝的儿子或者就是上帝，永远都只能给你做参考，做主的只有你自己。让他人做主，不管“主”是多么仁爱与伟大，你就已经做了“奴隶”。当然，”道”是可以道的，名也是可以名的；这也不是理论虚无主义。他人说出来的”道”与命定的名份虽然不是那样崇高，毕竟是他人的一种认识。参考它可以少走弯路，吹捧它便为奴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他人为什么这样说写而不是那样说写，为什么这样命定名份而不是那样命定名份，将可能使你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2、世界是变化的，世界的基本范畴与基本变化是：“无”和“有”。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虚无飘渺、无边无际、变动不居是天地的本来面目。握之有故、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其中的“有”是分析、认识万事万物的基础。故认识世界，常常是处在“无”之中，才可以感受其玄妙与变化，在“有”之中，则只可以感受其发展的边界，因为任何“有”都是有边界的，不可能无边无际，永远存在。无边无际，永远存在的只能是“无”啊。
哲学是关于方法与世界观的学说，老子从大宇宙的基本特性是“无”出发，提出了于“无”中看“有”，于“有”中看变化与边界，最终突破边界，使认识趋于无限，复归于“无”的基本方法。这个世界观如果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如何看待“变化”。“变化”是宇宙的基本特征，“不变”是反宇宙的，它迎合人的惰性与愚蠢，最终是僵化与死亡。死亡是“不变”的结果，也是突破“不变”边界，否定“不变”的最好说明。
3、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求同再求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无”和“有”这两个东西，其实出自对同一事物的整体认识，只不过认识者的心境与视角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名词来命名和表述罢了。如能运用“同”的方法将“无”和“有”贯通、等同起来，便可以被称为“玄”了。“同”就是“玄”，“同之又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那是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奇妙门道啊。
这是老子关于认识世界的方法的精彩说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取决于其方法，人对世界的驾御能力又取决于其认识。因此，方法论至关重要。比较老子的方法论与西方方法论的同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显然是做加法求和的能手，具有精妙无比的解决复杂精细问题的能力，他们的加法（“+”）常常会把疑难问题变成双赢的“和”，这与西方辨证法做减法（“－”）得差根本不一样。
说起风行一时的辩证法，西方有史料称：辩证法是黑格尔读《道德经》的产物，故辩证法推崇国家至上，引发的20世纪“三大人道主义灾难”——“希特勒主义、军国主义、计划经济”都应归咎于中国。这个史料我没有查到，但如果确有其事，中国的“自然法”传到西方变成了“辩证法”，“+”变成了“－”，“和”变成了“差”，“肯定再肯定”变成了“否定之否定”，“和善、和睦、和平、和美”变成了“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无情打击”，南橘北枳，水土不服，总不能怪距今几千年之久的老子吧。更何况“三大人道主义灾难”都源于德国，其中最严重的“计划经济灾难”在中国生根发芽，受“北枳”毒害而死的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多，我们没去找他们算帐，他们反倒又用减法思维（“－”）把帐算到我们头上来了，真个是：差矣！差矣！但话又说回来，现在南方也还在长“枳子”，中国也有人推崇减法思维（“－”）——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把《道德经》说成富有辨证法的著作。
世界文明史横亘几千年，说到底就是一个认识与认识方法的问题。世界文明史中，中华文明一度领先世界几千年，而后因封建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压制而衰落。近现代哲学史上有唯物、唯心之争，后现代主义哲学又提出了“消解”学说，将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的争议完全消解在“实践主义”世界里。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哲学与世界文明的中心正在向唯一具有“实践主义”传统的中国古典哲学回归 。
因此，批判中国是不对的，借批判辩证法来批判中国更加错误。中国是辩证法的受害国，这种灾祸恰恰是中华文明受压制时，由国外传来的。中国哲学一直反对对立和辩证法的，别的不说，比较一下西方哲学史上与中国哲学史上的几位大师的差别，就会发现：康德、黑格尔、萨伊，甚至明智的“马克思”都脱不了辩证法的窠臼：“统一、对立”，“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如此世界观与方法论，只能激起人与人之间的野性与蛮性，怎能说是世界文明苏醒的象征，怎么能促进社会的自由、民主、安定、团结、稳定?而中国古典哲学家：老子、文子、庄子、韩非子、孔子、墨子，甚至军事哲学“孙子”都没有一点辩证法和对立的影子，相反，他们都在做“加法”，强调天人合一，世界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即使到了非用兵不可的地步，他们强调的也是替天行道，爱民如子，不战而收（屈）人之兵，传檄而定天下。
综上，我在此斗胆放言：只有中华文明复兴的时代，只有中华文明的代表“老子”的思想被世界广泛接受、推崇的时代，才是世界文明真正复兴的时代，才是世界真正走向文明的时代。

作者简介：
李纪兵 法学硕士 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41008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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