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今天时间有限，我就谈谈“一股独大”的问题。最近许多家族企业上市，像太太药业，身家一下子从3亿涨到17亿多。其他类家族，如德隆系，也是这样。有人提议来个“二股东”什么的，互相制衡。我在今年４月Ａｍｅｃ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提到，亚洲地区都一样，大股东、二股东联合起来剥削中小投资者。欧洲也有一些家族企业，为什么问题就少呢？事实上，一股独大不是问题。历史上，提倡公有制的为“左”派，私有制的为右派。这种看法很有害。菲律宾50年代家族企业盛行，非常富足，这些企业和政府勾结，联合掠夺财富。现在，我家菲佣说她侄女大学毕业，想在香港找个菲佣的工作，不是投资银行！菲律宾不晓得没有节制的“自由主义”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自由主义的危害没有完全体现，那就看看我们农村。财富正在向少数城市集中。官商勾结，接下来就是篡改法律制度，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香港人其实很穷，我不是。（大笑）香港的法律制度不是为大众制定的。比如，李泽楷的“假学历”事件（fallegend注：有关未从斯坦福毕业），电盈的股东很气愤，只能到美国去告！为什么？香港法律规定：1、不接受集体诉讼；2、不能胜诉后付费，按时间计；3、诉费高达标的的10%。如果这样，谁能告倒李嘉诚？（大笑）再举个例子，香港证监会修改《证券法》，原来举证责任在辩方，十大投行写了封信，香港政府说，哦，是这样，就改为控方。去年十大投行花巨资写了一封信，就是要修改这个举证责任。香港政府说，要修改法律啦，只有这封信，看来大家没有问题，就改了。现在，十大投行又说，这样子啦，以后使用民法，小股东可以告我们。这样，其实跟告李嘉诚一样困难，当然我不是要说李嘉诚了。（大笑）既然小股东无法控诉，必然操纵股市乃至操纵司法制度，难以改回！
我们做学者的悲哀，就是只能看着20年后财富被掠夺一空，只能做林觉民（fallegend注：郎咸平教授称最佩服“先知先觉的林觉民”），写“意映卿卿如晤”（fallegend注：参见林觉民遗书《与妻书》）。（大笑、掌声）
高西庆：前些日子，大家看过切·格瓦拉，郎先生让人想起切。上市公司问题很多，但是归结到私营企业、家族企业上市就言重了。特定机制下，一个观点如果正确的话也有一定的条件。苏联的公有制程度一直没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高。中国公有制的弊病较大。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公有制程度高。我们证券市场是挖池子的时候还没有水，池子还没有挖完，水就满了。全球最好、融资能力最强的证券市场是美国的。因此，典型市场是美国股市，可大多数公司还是一股独大。我们推出独立董事，因为1000家大公司有62%以上有独立董事。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目前，主要还是效率的问题。我国经济基础还很薄弱，需要让各种所有制结构进入股市。
郎教授的另一个观点和吴敬琏教授的类似。如果几个大股东存在，相互制约，会怎样？前几年，世界银行的专家来中国调研，在桂林开会。专家认为，中国搞公有制没有问题，但是一股独大要解决。但是几年下来，根本走不通。我想。太太药业这样的上市公司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有郎教授这样的人。（大笑）但是我不同意郎教授的另一个观点，太太药业从3亿到十几亿，为什么不可以？有人说国有股减持是剥削，国家一块钱的投资卖给你十块钱。那么，国家投资的时候你在那里？国家承担了风险！一样，这是价值规范迅速回归，现在的股市已经理性多了！“净投资”是什么？这个概念根本没用！
郎咸平：先声明我的个人观点，我是一个固执的人，他的观点我都不能同意！（大笑）没有好的监管的自由主义必定通往奴役之路！太太药业的问题，并不是说要把它的钱拿来，像打土豪。谁能相信它会按照招股书投资？如果不能，就是欺诈！股东投资了，就是老板！有权知道钱怎么使。但现在的过程不透明，因此举证责任在它身上，不在我身上。
高西庆：一定程度上同意举证责任在辩方，根本在控方。证券法是民法、刑法的交叉。举证责任在辩方要小心，以免走到极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许多法官也深受其苦，心有余悸。
郎咸平：我同意困难性。“假设清白”在1215年《英国大宪章》就有了。当时国王，约翰国王，和我一样，情绪化，动不动把人抓起来，大家谈到他就害怕。后来，大家用兵权逼他写下《英国大宪章》。“假设清白”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中国现在和1215年英国相似。学术界认识应该呼吁“假设清白”。但是，证券交易法是一个不同的法则。刑法中随便将人砍头，有问题。证券交易法则不同，被告非常明显。上市公司拿了我的钱，就要把事情办好；办不好，就有罪！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就放弃这个原则。我指的“举证责任在辩方”是“次级举证责任在辩方”。比如，3点钟宣布消息，1点钟股市异动，“鲁莽的”、“推理的”证据由我提出，接下来就是你举证。股市不容操纵、内部交易。
高西庆：我赞同郎教授的观点，但是表述可能不同。中国实行成文法，什么是证据法官确定。从拿破仑法典以来，法条就是“简单而不明确”。